董华参 (1915.9.16-1994.3.12)出生于湖北咸宁汀泗长寿畈村,祖父董砚林,是晚清一位秀才。他的父亲,董悄森,号审宜,于清末民初毕业高等师范,曾在教育界多处任职,是一个书香家庭。参五岁时,随祖父由乡村迁武昌,住在司门口附近的贡院新街一所旧房子里,他就近在汉阳九中读完初中三年,后考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 道路本来是不平坦的,人生的历程也是波折的,他读高中三年级期间,左大腿外侧突然生长了一个大依泡。本来,这是一桩很平常的小事,可是,这小小毛病,却失去他近一年求学光阴,给予他精神上和身体上,留下深重的伤痕和苦难。 为了治病,前前后后,先后在武昌同仁医院,汉口协和医院医治。这两所医院,都系教会医院,这种医院里所谓慈善事业的医务工作者、洋式旧教会医学院培养出来的青年医师,一般是把病人当作实验品,前前后后施行外伤手术五次之多,每扩伤一次手术,伤口愈扩愈大。 主治他病的一位外科医生,名叫TM.Wong,曾当面对他说:“你左腿的病,可能是结核性皮肤病?很难愈合,这病就像中国的病一样,到时候,中国强盛起来?你的病就会好了。”这句狂妄荒诞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灵,同时又激发了他对医学的神往。1936年夏,他腿病痊愈后,完成高中课程,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学院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内,千佛山南麓,是当时一所鼎鼎有名的教会学府,大学里分设文理医三个学院,还附设一所神学院和药物系,无线电专科,医学院学制七年。在齐鲁大学院,专心学习一年,打下了良好的医学基础知识。当年,山东省督军是韩复榘,韩是当年军阀中的大老粗,但对待大学生,确非常重视,在这一年学习期间,韩曾以省长身份,邀请齐鲁大学学生们,旅游泰山青岛等地,并多次招集大学生们集训,亲自训话,所以,他在山东求学一年里听到大军阀亲口谈些不尽情理的大笑话。1937年夏,结束齐鲁大学一年学习后,暑假返回武汉,自感齐鲁大学医学院固然不错,但学校里的宗教色彩太浓厚,因此,趁暑期全国各大学校招考新生的机会,投考国立上海医学院,当时,上海医学院,是新创办的一所国立高等医学院,他幸运地被寻取了。 上海医学院学制六年,教学严格,质量要求很高,许多课程用英语讲授,对一般外语基础双较差的学生,学习起来比较吃力,前半年学校补习,下学年才顺利过了学习关。1938年夏,“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沪交通中断。当时,武汉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心,政府当局,为了招集华北华东广大沦陷逃难来武汉的医科大学生,在武汉临时成立贵阳医学院,招收各地流亡的医学院学生,参被招集插班到贵阳医学院学生行列,随经重庆转到贵阳。 1940年秋,经贵阳学院湖北籍学友介绍学友中一位女青年魏琼仙,她既是同学,又是乡亲,俩人建立恋爱关系,并且,很快的在贵阳青年会订立婚约。1943年2月,他在云南省卫生处附属医院内科医生,还兼任昆明市第一医院内科医师职,在抗日战争大后方,经济条件极端因难,俩人商定,就简单的地昆明市一所教堂里。 为了婚后继续生存,他的胞妹和妹夫,曾给予某些方便和帮助,还有贵阳医院毕业后在昆明工作老学友们,介绍他兼任昆明市新运医疗队医师和译员训练班医务室工作,每个医疗单位,工作半天或二个小时,增加月薪收入,免强维持婚后小家庭生活,1944年底魏琼仙生下第一个小女孩,取名丽玲,增添了小家庭的欢乐。 1946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腾,流落异乡多年的游子们,那个不急如星火,盼望早回家园,寻找失散的亲人,况且,当时撤退到后方的诸多机关,大专院校和部门,都先后利用各自的优先条件复员离开了昆明,他看到这些搬迁情况,思乡之心更迫切,通过妹夫在昆明机场工作的便利,设法找到一架军用便机,一家三口,飞抵重庆,计划再购船票东下,没料到达重庆后,就碰上更大困难。 当时,正值政府返都南京,复员高潮,交通工具缺乏,所有轮船和飞机等交通工具,都被高层官员所垄断,一般平民老百姓,欲购得一张船票得以黄金几条为代价,一名普普通通的青年穷医生,怎能拿出金条去购卖票呢?所以,困住重庆达二月之久,自身携带的钱也不多了,三口人吃饭和住宿都发生了危机。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重庆市大街上巧遇一位乡亲前辈余骏全先生,余先生系他父亲的老同事,也是同乡知巳的老朋友,当时余先生谈及在政府外交部门出纳科任科长职,对重庆许多乡友们的情况,比较熟习,当余先生问及他在重庆的遭遇和因境后,很快设法把他安排到外交部医务室,担任一名临时雇员医生,怎么余先生有这么大的权能呢?原因是,外交部医务室,属部总务司管辖,总务司司长,是一位姓陈的武汉大学毕业生,是他父亲的学生,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是他父亲的老学友同事,经过余先生的引进,医务室多收容一位临时雇员,不成大问题,他急于到医务室报到上班,把家小安排住在重庆唐家砣一栋小楼房里,他自己则,住在外交部集体宿舍,每周六回唐家砣一次,依赖雇员月工薪,维持基本生活。 经过四个月后,回乡的愿望终于盼到了,他乘外交部租用一艘复员专轮,将家属送回到武汉,他单身一人前往南京。 在南京大约工作一个月在工右,某天,医务室派他去外交部次长室谈话,这位次长叫甘乃光,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动也不动,隔着约10尺远的距离,说有点小毛病,要医生立即送上药来。他第一次忍受到官僚架子的滋味,愤愤不平。过了几天,又是这位次长一张小条子,嘱派医生到次长室一淡,他不加思索,很气愤地将条子反面写上“工作时间,请次长来医务室。”退回这张条子。由是引起次长大人大怒,自然在外交部医务室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即告吹了。 1947年春,他从南京返回武汉,那时,武汉大学已由乐山迁回武汉,离散多年的一家终于团聚了,他的父亲,正担任着武汉大学秘书长职务。当年高教部批令武汉大学筹备新增设医学院,并聘任原贵阳医学院他的老师李宗恩先生、周金黄先生为筹办主要负责人,因此,他就被武汉大学招聘,协助组建工作,首先,成立武大医学院,地址设在武昌东厂口,参在医院里担任内科医生,同时他的爱人魏琼仙安排任职武汉大学卫生室。当时币值暴跌,每月固定工薪,很难维持,长期依赖父亲的帮助,巴非良策,生活上的重担,工作上不安心,思想上又浮起波动和苦恼。 1948年秋,他放弃武大医院拟派他出国学习结核病专业的机会,自动离职,把五口之家,迁到汉口,租住一间小小房子,自设诊所,挂牌行医,因为得到汉口商业界海味业诸多咸宁县同乡们的捧场,每日上门求治的病人,还不算少,诊金收入,总比靠固定月工薪要好多了,小家庭生活,算是逐步改善和宽裕多了。1949年5月,武汉和平解放,解放军内有几位他过去中学同学和同乡(张翼,雷同等)登门造访,消除他思想上的顾虑,劝他暂时安心,维持着挂牌行医,这时,他已知悉他胞妹全家已迁移到香港定居,妹夫经营商业,武汉解放初期,还通讯几次,随后,因情况变化,音讯中断了。 1951年春,武汉市卫生局局长卢镜澄先生亲自登门造访,邀请他到市医院工作,为了不影响他的生活和收入,商定在市一医院工作半天,其余进间,仍可在家行医。半年后正式进入市一医院。 1959年,自然大灾害因难时期,他被组织上指派到上海,进修心血管病专业,学习期一年,不但得到物质上优厚待遇,同时学到许多心血管病专业新知识和新技术:‘“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个从来不过问政治的专业人员,“白专道路”的帽子,首先扣在他头上,接着,反动学术权威等,一系列帽子愈戴愈多,常安排他参加体力劳动和参加院里大型批斗。在长达十年之久的灾难性文化大革命期间,生父去世,堂兄董实参(曾任武汉汽车修配厂总工程师)迫害惨死于工厂大楼下,这一切来得是这么突然,他变得沉默寡言,思想极度消沉。 1970年,武市一医院,被指定为一锅端迁往湖北省西北十堰地区,该地区正在筹建第二汔车制造厂,因为是一锅端的搬迁,所以医院内所有设备和全体员工,都无保留地搬运去,他是医院成员之一,随着搬迁大军,到达十堰大山沟里,开始在帐逢里安身,每日参加劳动,运土拉车。筑乾打垒,几个月后,才住上临时土建宿舍,开展一般性简单医疗工作,他只身一人随医院集体去十堰的,在这艰苦环境里,单身生活五个春秋,他体力逐渐衰退,随着岁月增长,个人生活,更感到不便,于1976年正式退出工作岗位。1994年因肝癌在武汉同济医院病故。 生前曾任湖北省字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市老干部保健组主任医师、东内汔车公司茅箭医院内科主任。,曾于1954年武汉防内抡汔中荣立三等功一次,1960年参加修建汉丹铁路中立功一次,有《外伤性心肌损伤名室间隔穿破>、《激素石临床应用的探讨》、<风湿病的新进层》、<心律关常的一般概会》、《出血性疾病>、《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等著樘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