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进沈 阳 城 佟玉铮 作为革命军人,因战争和工作的需要,我曾到过全国许多城市和乡村,然而,战斗、工作和生活居住时间最长,感情也最深的地方却是沈阳。在我的大半生涯中,曾先后四次进驻沈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一段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沈阳在全国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史。 一进沈阳。时间是1948年11月3日,沈阳解.放后的第二天。当时,我在东北野战军十二纵队工作,我们纵队从围困长春前线,奉命急行军南下配合兄弟部队担负辽沈战役的最后一战—一解放沈阳的战斗任务。部队从10月29日投入战斗,一路势如破竹,、连克铁岭、抚顺、本溪诸城,10月31日就攻入沈阳铁西,与号称国民党王牌青年军207师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各兄弟部队的协同攻势下,其他国民党守军闻风丧胆,不战而降。11月2日沈阳全境解放,全歼守敌13万,取得了辽沈战役和解放全东j晕的最后胜利沈阳解放后,我们就驻在苏家屯休整。这是我第一次进沈阳。当时,在一片欢庆胜利的喜悦气氛中,对沈阳的印象只是一座古城,市区多是一些老式红砖楼房,市内的人口和车辆也不多,没有多少商业,看不到大城市的繁荣景象。在沈阳大约住了二十来天,我就随部队出发进关参加平津战役去了。二进沈阳。1952年12月,部队在朝鲜参战二年后,凯旋回国再一次进驻沈阳。因为志愿军被称为是“最可爱的人”,在沈阳走到那里都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欢迎,逢乘电车和进剧院都享受免费或半价优待。那时的沈阳,比刚解放时繁华多了,作为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工人轰轰烈烈地进行劳动竞赛,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为我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那时人民群众的生活很简朴,但物价很低,社会上几乎是人人有工作、有衣穿、有饭吃,人们相信党,热爱党,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个人的前途都充满了信心。朝鲜战争结束后,由干部队整编和任务的转换,于1954年我又随部队调离沈阳去执行新的任务去了。 三进沈阳。1969年5月,正是十年动乱时期,我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到沈阳的某大工厂参加 “支左”。那时人们派性十足,一个工厂至少有两个以上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各自都说自己是“左派’’,不管自己的行为如何,都要求解放军支持他们。在当时形势下,上级要求我们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既要支持所谓“左派”,又要促进大联合。我们每天都要在大量的矛盾纠纷中工作。尽管我们兢兢业业地艰苦工作,‘甚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是不能被人们理解,不能叫大家都满意,处境十分艰难。那时的沈阳和全国一样,都处在全面“内战”电,许多工厂-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市场上物资匮乏,人民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证供应,全国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 四进沈阳。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我从外地调到沈阳驻军某单位工作。这次在沈阳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直到1991年离休后进到干休所,前后历‘时二十余年。这期间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特别是近十年‘ 的改革开放,给沈阳这座历史名城焕发了新的青春,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物资供应极大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前所末有的提高和改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真可谓“旧貌换新颜” 如今,我做为一个老战士,一个沈阳的普通市民,通过亲眼目睹沈阳的变迁,亲身经历沈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更加关心沈阳,热爱沈阳,并且为自己能在解放沈阳、建设沈阳中尽过一点微薄之力而感到欣慰和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