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孚同志简介：

(1914 -1998) 高子孚，原名郭学鲁，1914年12月生 于山东省博兴县阎田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郭家有3亩薄田，在连年水旱蝗灾、贪官污 吏横征暴敛和土豪财主的高利贷盘剥下，一 年难得吃上几顿饱饭。为了撑起这个贫穷 的家，祖父带着伯父到财主家做长工，一年 回不了几趟家；父亲在家独自料理农田，协 助祖母带领妇女织粗布，有时也外出做雇 工、打短工。 1919年，高子孚5岁时，家庭经济好转， 并逐渐成为一户殷实人家。1921年，父亲离家到天津煤场做工，高子孚 进入村内初级小学接受启蒙教育。1925年，到尹楼村学校就读。三年 后，家中三个弟弟均已到了入学的年龄，高子孚为减轻家庭负担，主动辍 学务农。 高子孚求学期间，正值中国思想界“百花齐放”，康有为、梁启超的 改良主义学说，传统四书五经的沿袭教义，国外学说思潮以及各种哲学 思想交相碰撞。他对《唐诗三百首》《赤壁赋》等唐诗、汉赋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时时朗诵。研学《朱子家训》，使他明白了为人处世当以贤德为 上，凡事以感化、尊敬别人而赢得他人尊敬、颂扬；细读古文，他敬重抗金 的岳飞和为父搬兵解围的苟灌，立志做一名御敌护国的爱国志士；浏览 328 西方科学作品，使他了解到哥伦布航海，蒸汽机、火车的发明以及风、雪、 雷、电等自然现象产生的原理，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破除了乡人代代口口 相传的封建迷信思想。 失学后的高子孚虽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但他踏踏实实跟着祖 父、伯父学做农活，很快就成为一个利索的庄稼把式。居家务农期间，目 睹地主以各种方式盘剥贫苦农民，村内和他同龄的伙伴大多因家贫上不 起学或中途失学，而地主、富农家的孩子有的20多岁甚至30多岁还在 上学，对此他非常愤慨，认识到造成这一切不公平现象的根源正是混乱 的社会时局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闲暇之际，他常和几个同样失学务农 的伙伴聚在一起，交相抨击社会的不公，立志以后要改变这一不合理的 社会制度。为了纾解心中的愤懑和寻找新的出路，他和伙伴们借览、传 阅了诸如《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志》《聊斋》等古典小说。读这些 小说，让他一度萌生了当一个侠客，可以劫富济贫、见义勇为的想法。同 时这些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性格特点，对他自强的个性和公平正义待人的 处事风格的形成起到了积极有益的影响。 1933年春，父亲突染重疾，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高子孚略显稚 嫩的肩上。偏偏屋漏又逢连阴雨，当地国民党武装以郭家藏枪图谋不轨 为由对高子孚进行敲诈勒索，本村一地主恶霸欺他少不经事，乘机霸占 了他家的田地。同时，国民党县、区、乡各级政权的横征暴敛、连年的歉 收、父亲的丧事，让郭家家产几乎消失殆尽。这时，他听闻到朱德、毛泽 东率领的红军队伍在江西、福建、湖南一带打土豪、分田地，为贫苦农民 主持公道，遂对朱德、毛泽东产生了浓浓的敬佩之情，并暗暗盼望红军能 打到博兴一带来，解放和自己一样的劳苦大众。 穷则思变，在家乡待不下去的高子孚决定以做生意为名到哈尔滨逃 荒。在哈尔滨，他以贩卖山东土布和土布制衣为生。当时的东北三省正 处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日伪对布匹实行经济管制，严禁民间贩卖。初 始，他的这种“走私”生意盈利颇丰，几趟买卖的盈利基本还清了家庭债 务，使全家人得以度过严峻的灾荒年景。然而这种险象环生的生意并没 有持续多久，沿途匪患、关卡盘剥、日伪查缴让高子孚如履薄冰，不久就 终止了这种营生。在哈尔滨经商期间，他多次看到日伪军警随意查缴商 人物资、将商人毒打致死或扔到海里淹死等野蛮、残暴事件，激起了他的 民族觉悟和抗日热情。 从哈尔滨回到家乡后，高子孚在山东境内做起了布匹生意。在南来 北往的商旅途中，他曾打听过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却多是杳无音讯或 扑朔迷离的传闻。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至博兴一带。面对社 会上层人士对事变和共产党的污蔑，他认为捉蒋逼其联合抗日是全国人 民的要求，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挽救了民族危 亡。因此，他对西安事变极为赞赏并在伙伴们中积极宣传。 1938年秋冬交季时节，高子孚到鲁中一带做贩卖1日棉衣生意。在 淄川太和乡集市上，他看到一支队伍，既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他们 没有和以前见过的国民党军队那样强取豪夺或欺行压市，而是和百姓随 行就市公平交易。他卖给这支部队一批棉衣，并在经纪人的介绍下得知 他们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而八路军就是以前的红军改编的。高 子孚仿佛找到了失散已久的亲人，对他们充满了浓厚的亲切感。在又一 次赶集中，高子孚将一大批棉衣卖给了这支八路军队伍的军需官。此 后，他们相继公平交易了好几宗买卖。在多次生意来往中，他加深了对 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认识，认为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队伍，都是从农民队伍 发展起来的，是真正属于老百姓的队伍，是一支敢于抵御日军、保家卫国 的队伍。在和部队军需官、战士的交往中，他了解到了目前严峻的抗战 形势，更令他气愤的是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在民族危亡时刻公然冒天下之 大不韪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得知八路军挫败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进 攻后，他欢呼雀跃，大呼痛快。返乡前，部队上的人告诉他，在寿光、临 淄、广饶、博兴一带都有共产党的组织，全国到处都有共产党员。 回到家中，他打探到家乡确有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救国会和抗日救亡 动员委员会等群团组织。他们在村镇集市上宣传“团结一致，抗战必 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执行中共中央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结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来反击国民党中存在 的“亡国论”和不符合国情的“速战速决论”，在群众中宣传建立长期抗 战的信心和决心。不久，高子孚被乡亲们推举为村长。1938年农历春 节前，为帮助穷苦乡亲们有粮过年关，他组织本村贫苦农民向地主开展 了借粮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高子孚组织发动的第一次有鲜明阶级立 场的斗争。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和身边的穷苦百姓，坚定了他们 同地主、恶霸作斗争的信心和斗志。 1939年11月，高子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2月，转为正式党 员，并被任命为官阎乡政府文书兼乡指导员，从此脱离农业生产正式参 加了革命工作。同年春，阎田村成立党的临时支部，高子孚出任支部书 记。参加革命后，高子孚政治热情高涨，工作积极主动，于1940年9月 调任博兴县十分区区委会组织科长。一年后，根据革命工作需要，调人 中共蒲台县委，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的蒲台县处于日伪统治下，党 在该地区的活动举步维艰且屡遭重挫。在高子孚之前，组织上曾先后三 次派人潜入这一地区开展活动，派遣人员或遭敌人杀害或被利诱变节投 降，党的工作进展迟缓。 在敌占区，他深入各村，紧紧依靠、团结革命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他在寒冬腊月夜行辗转各村秘密开展工 作。他的努力卓有成效，很快就打破了敌人的统治堡垒，先后在数村建 立群众眼线，及时察觉敌人的动向；不断吸收革命群众、农村青年加入党 组织，壮大了敌占区党的力量；组织发动破袭活动，让敌人顾此失彼、疲 于应对。三年的时间，虽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他始终以饱满的革命 热情投入到党的工作中，为党在敌占区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4年1月，高子孚被组织安排到中共渤海区委党校学习。在党 校，他认真学习了党的整风文献、《中国共产党党章》和毛泽东的《中国 农村调查报告》、党的减租减息“双减政策”、“社会通俗20讲”等，参加 了“双减”实习工作。在学习和实践中，他破除了个人思想上残存的糊 涂观念，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对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和党的群众路线有了很深的认识。1944年11月，高子孚调入蒲 台县史口区委工作，先后任副书记、书记。1946年9月，调任山东省阳 信县城区区委书记。1948年6月至1949年2月，在淮海战役前后任支 前民工团担架营（八纵）教导员。1949年3月，调任安徽省和县县委组 织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党中央“进军大西南”的战略部署，高子孚调 入西南服务团任中队队长，随第二野战军辗转大西南，后分配在万县专 区工作。50年代，他历任中共万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中共 巫溪县委副书记，四川山区农业试验场场长、党支部书记，四川省万县专 区农科所所长，万县农校党总支书记兼校长。60年代，他先后任中共万 县县委书记，中共万县地委农工部、组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 高子孚受到冲击和迫害，但他立场坚定，对党的革命信念坚定不移，经受 住了严峻的考验。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配合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工作 后，历任万县地区粮食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万县地委人保部副 部长，万县地区民政局局长、党组书记，万县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职务。 1980年11月，高子孚从万县地区科委离休。离休后，他非常关心 科委党组织的建设，带病给干部上党课。闲暇时，他热心于革命传统教 育工作，常给干部、职工、学生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鼓励他们在各自的 岗位上铭记革命传统，奋发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 讲话发表后，他虽已病重，但仍关注着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科教 兴万”工作。 1998年4月1日，高子孚因病医治无效在重庆万县市逝世，享年84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