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鸿宾同志简介：

吕鸿宾(1911～1990.6) 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莒县爱国村人。出身贫农。15岁随父母逃荒东北，1936年回乡。1944年任村自卫团团长。是年春，他从临朐辛集带回“小粒红”玉米良种，带头在大麦茬地试种，亩产250公斤，此为莒县种植玉米之始。在其带动下，全县逐步开始大面积种植玉米，提高了粮食产量。 他于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村党支部书记。同年，带头组织互助组，采用“粪种隔离”、“砷石拌种”、“深翻改士”、“选育良种”等农业先进技术，当年粮食亩产量比单干农民增产28公斤。1949年11月，莒县人民政府授予吕家庄“全县第一模范村”称号。次年，吕鸿宾被中共沂水地委评为农业劳动模范。9月，出席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51年在本村创办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任社长。为了巩固提高农业社，他主持制定了“定质、定量、定工、定时”的“四定”劳动管理制度。即根据农活出力大小、技术高低定量，按定量确定工分，同时规定出质量和完成时间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社里陆续上了砖瓦、木工、粉坊、小车运输等副业项目。吕鸿宾受到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奖励。他曾随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先后访问过欧亚7个国家。1952年4月，他作为“中国农民代表访苏团”成员访问了苏联。访苏期间，克服识字少的困难，将其所见所闻所感作了详细的记录，形成了13万字的访苏日记。不久，华东局机关报《解放日报》和《大众日报》均分期予以连载，后由上海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影响很大。1955年，农业社转为高级社，他继任社长。根据新的情况，他在省级报纸上发表文章，强调“加强生产管理，最重要的是推行包工制，有计划地安排农活，科学地使用劳动力，加强生产上的责任制”。他主持制定了“计划、劳动、财务、物资”四大管理制度，对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1957年他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人民公社化后，吕鸿宾担任爱国公社党委副书记、社长和爱国大队党支部书记。爱国村粮田绝大部分是低洼易涝地，宜种高杆作物，在1959年却被迫全部种了地瓜，吕鸿宾认为这种搞法势必把农业生产搞坏，下决心舍弃一部分地瓜，腾出地来抢种小麦。上级来阻止，他硬是顶住了。他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回来，在青州火车站换车，碰到一些妇女儿童在乞讨，他知道这些人是从各县来青州乘火车外出讨饭的。看到左的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内心十分痛若，到家后便连夜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他的信是山东第一封旗帜鲜明地反浮夸风的信。1960年冬，吕鸿宾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看了几个地方，群众普遍反映粮食紧、烧柴紧、饲料紧、用钱紧。造成“四紧”的原因是种植计划不实事求是。他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制订种植计划，提出了“八方照顾”的方针。1961年3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写的《上下共同商量，切合实际情况，照顾八面需要，爱国大队种植计划人人满意》的文章，同时配发了《种植计划必须实事求是》的社论。社论指出：“爱国大队制定种植计划的新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全国所有生产队重视的经验。”同年秋，《人民日报》社又组织调查组来到村里，进行调查访问，写了《爱国大队因地种植的调查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爱国大队因地种植从政策上、做法上、效果上做了全面总结。“文化大革命”中，吕鸿宾受到残酷迫害，胳膊被造反派殴打致残。在自己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他冒险将自己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用塑料布包好埋于屋内地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才取出重新将其镶挂在墙上。 1970年，吕鸿宾重新担任支部书记，毅然废除了全国通行的“大寨记工法”，恢复了行之有效的定额管理制度，1973年全村粮食平均亩产达500公斤。过去，玉皇山区连年雹灾严重，农民苦不堪言。吕鸿宾带领公社全体干部，多次前去考察，分析地势及气象情况后得出结论，要想解决雹灾必须植树造林，挡住山口大风。于是动员全社工人、农民、教师、学生义务上山植树。经过几年的努力，使玉皇山变成了花果山。还聘请了林业专家，建立了食堂、卫生所，建起了全县第一所林业中学，从此这里就极少再遭受雹灾，小气候得到了大改变。为了农业发展和方便人民生活的需要，60年代后期，他办起了全省最早的社办企业爱国机械厂。他重用科技人才，克服困难，搞出了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较为轰动的六项发明。如农用小拖拉机、播种机、旋耕机、变压器、小钢磨等。小钢磨的推广使用，结束了沂蒙山区农村妇女祖祖辈辈抱磨棍推磨的历史。工业的发展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使吕鸿宾有了关心照顾32位孤儿的经济力量，同时为鳏寡老人、残疾病人、贫困的复退军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吕鸿宾反复学习中央文件，回顾自互助组以来走过的路程，率先在本村全面推行了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对工副业实行“专业承包，自负盈亏，上交纯利，超利润分成”，成为全县的旗帜。1983年夏，应烟台地委邀请，到烟台介绍了爱国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经验。他接连在全省做了18场报告，对全省农村改革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吕鸿宾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时刻关心人民的利益，倾听群众的呼声。每次赴京开会前，他都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调查实情，然后把汇总的情况写成提案带到北京。在全国五、六届人大会议期间，他是山东乃至全国人民代表个人提案最多的人之一。他了解到有些地方集资成风，农民生活负担太重，极大地影响着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他愤慨地说：“农民好比唐僧，大妖小妖都想吃唐僧肉! ”遂于1987年率先向中组部写信，建议从严治党，受到高度重视。当他看到某些执法人员不学法，对人民的事业无情感可言时，他上书全国人大建议从严执法。他关心国家的教育事业，除了将教育方面的提案带到全国人大外，还经常到大、中、小学给学生们做报告，受到师生的欢迎和尊敬。山东大学的成仿吾、张国忠、孙汉卿、潘承洞等几任校长都是他的老朋友。在他那简陋的农舍里，他接待过成百上千的来访者，收到过不计其数的人民来信，他都热情接谈，认真阅读，真心实意地帮助其解难排忧，被群众称之为“贴心人”，“真心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当脱困者对他表示深情的谢意时，吕鸿宾总是说：“这是党的功劳，功不在我，我只不过反映了你们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还是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部门。”从建国初期以来，党组织曾多次要他到省、地、县担任领导职务，他都谢绝了，自愿放弃当脱产干部的机会，并向组织多次推荐其他同志走上领导岗位。他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时常骑的那辆自行车，是用他的访苏日记稿费买的，有时到厂里换个螺丝他都交钱。这辆破旧自行车，他一直骑了几十年。他住的是最简陋的农舍，居室里除了一张旧桌子和一把简易沙发，再无别的陈设。在他的陋室墙上，挂着两幅醒目的条幅，一幅书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另一幅书道：“国正人心顺，官清民自安。”上级来人到爱国村他一般不招待，如确需留饭时，就让来人在自己家中吃随常便饭。新闻媒体曾以《爱国村34年没报销过一桌酒席钱》为题，赞扬了他的廉政风范。吕鸿宾历任临沂地革委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中共莒县县委常委、莒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是全国第一届至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春，吕鸿宾因患重病住进省立医院，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多次前往探望。他躺在病床上还让子女及工作人员代笔写信反映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弥留之际，还牵挂着玉皇山的绿化，土地的利用， 特别是怕划房基地占用可耕地，计划生育的工作方法不妥和那些他没有处理完的案件。6月4日吕鸿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