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泉同志简介：

江泉，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任博兴县 三区六合乡青救会负责人，1944年加人中国 共产党。历任博兴县第九、十区青救会会 长，博兴县抗日民主政府文书，耀南中学一 中队队长、学生会主席，滨县七区、二区区 长，惠民县淄角区区长、代理区委书记，中共 云南省陆良县委书记、曲靖县委书记，云南 省昆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云南省教 育厅厅长等职。 【泉，曾用名王江泉，1925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兴县陈户镇堤上 豪中有祖上遗留房屋30余间，土地约150亩。其父王树茂读书至 岁，民国23年至25年曾任村长、乡长等职务，胞兄做小学教员。江 \\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境殷实、书香门第的家庭。他7岁的时候开 TJ级小学，至1937年13岁时高小毕业，又考入高苑乡师读初中，尚 毛一个学期，逢卢沟桥事变辍学。由于年龄小，便闲在家里与同村 #们玩耍。 939年1月，日军侵占博兴县城，在堤上村附近的王家集修建据 点，并时常出来“扫荡”，烧杀抢掠。耳闻目睹日军的种种恶行，江泉心 里又恨又怕，但也无能为力，与所有人一样，陷入恐慌之中。 1940年初，八路军进入博兴，在博兴北部创立了抗日根据地，江泉 的家乡就处在根据地边沿地带。根据地的众多有志热血青年接受了共 产党的抗日主张，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其中就有江泉 的初中同学秦子厚，他随部队经常在江泉家乡附近活动，在区里做青年 工作。江泉便与秦子厚取得联系，在他的指导下，联合两个表哥和堤上 村的几个青年成立了青年救国会，并担任村青年救国会的会长。此后， 秦子厚在江泉的帮助下组织附近村庄的青年建立起多个村的青年救国 会，并成立了六合乡青年救国会，江泉被选为乡青年救国会负责人。 1940年5月，清河区党委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因江泉有文化，且 工作积极并表现出一定的组织能力，被博兴三区党委选中，推荐参加干 训班学习。16岁的江泉从此离开故土，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清河区 党委青年训练班结束后，江泉即到博兴县各救会任儿童团团长。1942 年10月任博兴县第九区、第十区青年救国会会长。 1942年秋，清河区党组织在博兴六区成立了耀南中学，以加强抗日 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培养、储备革命力量。江泉当时虽已参加工作两年 多，但也还不到18周岁，于是党组织决定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派他去继续 学习深造。1942年10月，江泉进入耀南中学学习，并任中队长和学生 会主席。其间，他参加了学校举办的“青年剧社”，多次在抗日根据地内 演出抗日内容的话剧、歌剧等。 1943年12月，江泉于耀南中学毕业，分配到沾（化）利（津）滨（县） 三边办事处任民教助理员。1944年春，沾利滨工委和办事处为开展春 节文化娱乐活动，决定成立一个业余剧团，通过演出宣传党的政策，扩大 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宣传新文化、移风易俗。江泉因曾在任耀南中学学 生会主席期间组织和参加过文艺演出，而被工委调任业余剧团指导员， 马景村任团长。为办好演出活动，他回到远在杨家咀的耀南中学，找到 张辛农老师请教。回来后，他精心研究编写剧本、挑选演员、筹办道具， 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将话剧《铁蹄下的孩子》《好房东》、歌剧《归队》、吕 剧《老太婆的觉悟》、京剧《阎罗王》等搬上舞台。1944年农历正月十五 前后在滨东、滨南及沾化演出十多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直到 1944年春耕开始后，业余剧团才解散。 1944年3月，江泉参加工作4年后，在滨县七区工作期间，由张林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江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觉悟有了很 大提高。他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抗战才能胜利，只有参加共产 党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945年1月，江泉任滨县七区区长。1947年3月调任滨县二区区 长。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在山东渤海第四专署任民政科员。 1948年6月任山东惠民县淄角区区长、代理区委书记。 1948年9月，江泉带领民工支援前线，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三大 战役，先后担任民工纵队供给科长、民工管理处会审科长、华东支前政治 部政工队组长、政治部秘书等职务。 渡江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服务团，随第二野战军进 军大西南。江泉被组织批准参加了西南服务团。1949年10月，在进军 西南途中，江泉任西南服务团川东分团政治部秘书、直属一中队队长。 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1949年12月到达四川省川东地区。到达 川东后，服务团与军队一起开始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工作，江泉被 分配到中共川东区党委组织部任秘书。1951年4月在中共川东区党委 办公厅任秘书组长。 1952年9月江泉调到云南后，先在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任 副处长；1953年10月任中共云南省陆良县委书记；1956年9月任中共 云南省曲靖地委副书记；1958年3月，曲靖、沾益、马龙三县合并为曲靖 县，江泉任曲靖县委书记；1959年5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 任。 江泉任中共陆良县委书记的1953年至1956年，是我国实行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中期，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同时， 也是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在这三年中，江泉和陆良县委的 全体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展了互助合 作，基本实现了农业（高级）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完成了对私营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公私合营。与此同时，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 销。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以农业为主的各方面生产 都有了较快的增长。1956年，陆良县全面实现了农业高级合作化，粮食 再一次大增产，总产达17115万斤，比1953年增产30010，是1949年粮食 总产的2.4倍；人均粮食651斤，比1953年人均增长了177斤，比1949 年人均增长250多斤，这个粮食年总产记录保持了八年之久，直到1964 年才被突破。 这三年中，陆良县委在江泉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不受 干扰。县委领导成员在江泉的带领下，长期在生产第一线，深人工地，深 入田间，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踏实务实的工作，加强了党的建 设，逐步建立健全了城乡党的基层组织，党内团结，党与群众联系密切， 树立了健康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较好地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陆良县的干部群众在缅怀江泉时说：“江同志 （这是江泉生前工作过的地方的群众对他的尊称）骑自行车到过陆良县 的每一个村寨（当时很多村寨不通公路）”。在江泉的领导下，全县上下 同心协力，掀起了大力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改变陆良贫困面 貌艰苦奋斗的高潮。江泉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真抓实于的优良作风，成为 激励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克服艰难险阻的巨大精神力量，是陆良县的 粮食连年增产的重要原因。在之后祸及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陆 良县没有饿死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外出逃荒，与那些年陆良县的良好基 础是分不开的。 江泉15岁即投身革命，他十分勤奋，喜好读书，精于思考，再加上他 参加革命后多年做群众工作、组织工作和秘书工作等，又经过艰难困苦、 复杂环境的磨练，使他具备了发现问题、协调处理问题和创新工作思路 的能力及组织领导能力。 “文化大革命”中，江泉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身心都遭受到 极大地摧残，无论在多么困苦的境地，他都始终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 信念。 三 1975年12月至1979年11月，江泉被调往昆明师范学院（前身是 “西南联大”）工作，先后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党委书记、院长等职。 在师范学院工作期间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对“文化大革命” 以来的冤假错案，本着事实求是的态度积极地进行了甄别平反，对院、系 两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多次的思想整顿，彻底恢复了师范学院的教学秩 序、工作秩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教不能教、学不能学的 混乱局面，逐步实现了依靠教师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设想。江泉在师范 学院四年的工作经历，为他以后主持云南全省的教育工作打下了一个很 好的基础。 1979年12月，江泉出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这时的云南教育和全 国一样，正处在拨乱反正的时期，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不能说 是百废待兴，应该说是困难重重。到任后的头几个月内，江泉先后到德 宏、思茅、昆明等几个州、市调研，迅速地进入了工作状态。此后在他的 倡导下，教育厅和地、县教育局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经常组织机关干部 分专题下基层调查研究，摸清了云南教育的基本情况。江泉抓调查研究 的细致，使云南教育界乃至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无不佩服。1981 年云南教育厅的一个简报很能说明江泉在抓教育过程中细致到怎样的 程度，该期简报列举了很多数字：如全省中小学危房面积占19%，缺128 万套课桌椅；在小学中占学校总数58%的学校无图书…… 江泉任教育厅长伊始，云南教育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教育投资长期 严重不足，学校危房多，办学条件极差；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教师地位 低、待遇差，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教育质量亟待提高；教育结构单一，职业 教育滞后，不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普及小学教育困难大，离中央的要求 距离远；民族教育脱离云南实际；成人教育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等。 江泉在做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后，对解决这些难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 是要把教育放在战略重点的位置；二是要从云南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办教育。并进一步详细地提出发展云南教育要坚持事实求实、量力而 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的原则，要正确处理需要和可能、数量和质量、一 般和重点、先进和落后等各方面的关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要加强 基础，分期分批普及小学教育，整顿初中，控制压缩高中，办好中等专业 技术学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稳步增加数量，开拓成人教育和学前教 育，提高和充实教师队伍，改善办学条件。 在任云南教育厅长期间，江泉通过调查研究，总结推广了陆良县群 众集资办学、富源县发展山区教育和楚雄州采取特殊措施加快发展民族 教育的经验，在云南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为了切合云南 实际办教育，他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进程、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的 状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将全省分为四类地区，按不同要求、多层次、 多规格、多种形式办学，并制定了云南省普及小学教育要达到“四率五条 件”的验收标准，使云南的教育状况逐步得到改善，验收标准逐步提高， 推动了云南教育的健康发展。 江泉在任云南教育厅长期间，注重加强民族教育且颇有建树。一是 在少数民族地区，顶着“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言文字是大汉族主义的表 现”的帽子，从低年级开始就实行双语或双文教学，使学生升入高年级后 完全掌握汉语言及其文字，在学习上不至于吃力；二是推动举办民族寄 宿制学校，以适应少数民族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实际；三是在重点中学 和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江泉提出并推广的办教育的观念和思路，不但 推动了云南教育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同时也促进了边疆稳定，许多做法 在全国多次作为经验进行交流。江泉在工作中敢于直言进谏，从不计较 个人得失，在担任教育厅长期间，曾有人提出在云南要把高校招生计划 指标按不同民族人口比例分配到全省各乡镇的建议，并将这条建议写进 了省委拟发的一个文件中。江泉得知后，立即找到省委领导陈述弊端， 说明在云南这样一个有52个民族，且少数民族又是杂居的省份，这种做 法不但无法操作，而且不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更会搅乱高考招生制度， 甚至会影响民族团结，导致更大的不公平。最终，该文件删除了这条建 议，避免了一次失误。还有人曾提出在云南按民族种类举办学校的意 见，江泉经过多次组织调查研究、论证，认为云南省的民族分布特点是大 杂居、小聚居，全省各县都有少数民族，并且每个县都不是只有一种少数 民族。根据这种情况，在江泉的主导下，云南建立起了综合性的多民族 教育体系，通过几十年的实践，使云南省的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作为教育厅的厅长，江泉为云南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任云南省教 育厅长的5年，很难说是他人生中最忙的时期，但毫无疑问，他是当时云 南教育战线最忙、最累的人之一。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 会长、中共云南省委委员、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的杨崇龙在《江泉教育文 集》序言中写到：“江泉同志在任教育厅长五年半的时间，适逢一个特殊 的历史时期，他带领教育厅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工作，努力争取教育部和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及各级领导机关的支持，为解决云南教育 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建议方案、工作总部署，并对教育教学改革进行 了若干积极的探索，使云南省教育改革发展取得较大进展，在很多方面 都有所建树。” 1983年9月，江泉兼任新组建的云南教育学院党委书记，1985年任 云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7月离职休养，2009年9月起，享受副 省级医疗待遇。他在厅长任上还曾兼任云南省教育学会会长、云南省教 育志编篡委员会主任等。在离休后继续完成了由他主编的《云南教育大 事记》及《云南省志·教育志》，为云南教育的研究与经验的总结作出了 贡献。 2013年6月8日，江泉在昆明逝世，享年88岁。 江泉的一生，是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一生。江泉逝 世后灵堂里悬挂着的挽联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和真实的写照：抗倭寇 奋起东鲁，救亡支前，英雄豪情贯长虹，千里征程洒血汗；建国家扎根南 滇，识才育人，睿智慧眼比伯乐，一腔正气留清白。 山东博兴人，1949年参加西南服务团，后在云南省教育厅工作。回 忆 耀南 中 学 江泉 耀南中学是19 42年秋成立的，我是第一级的学生。从开始 建校到1943年l2月被调派到沾利滨三边地区工作时止，我在耀 南中学学习将近3个学期。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不仅使 我提高了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收获是在政治思想上使 我由朴素的爱国主义觉悟升华，进而确立和坚定了共产主义的 人生观，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离校后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 中，虽饱经风雨，颠沛坎坷，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 信念忠心不贰，矢志不移。我现已近古稀之年，从革命和建设 的第一线退下来，仍能注意保持晚节，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 功于我的母校——耀南中学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每忆及此，我 由衷地感激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创建耀南中学的山东清河区 的党政领导，感激辛勤培育过我的师长，无限怀念当年患难与 共、相濡以沫的同学和战友。 （一） 回顾1942年抗日I1戈争形势，当时成立耀南中学，充分显示 了山东清河区党政领导的远见卓识。 人们都还记得，19_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 为了渡过难关，党中央和毛主席毅然做出了精兵简政的英明决 臻。当时山东清河地区在小清河南的根据地多已沦陷，小清河 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