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叔友同志简介：
张叔友（1917-1945），福建省人，生前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联络科科长。 张叔友 (1919～1946)余 华 张叔友，男，汉族，1919年生于福州西郊铜盘五凤村。其父张开谟壮年曾跟盐商到武汉当雇员，叔友从小随父母在武汉读书。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城市，叔友身受熏陶，思想先进，上初中时即积极参加“九一八”后各界人民愤起反对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的爱国活动。1935年，因家境困难，他到北平依靠在铁路上做事的姐夫林幼庸读高中。当年年底，暴发了席卷全国、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叔友是这次运动的激情参与者，并在运动中成为“民族解放先锋队” （简称“民先”）队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又在武汉参加由平津流亡学生组织的“武汉华北宣传队”，弃学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初，张叔友于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党组织调他和张葳（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张育品（新中国成立后在浙江省剧协工作）三人到周恩来、郭沫若倡导组建的国民政府军事委152 员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主任）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下属的“抗敌演剧队’’第六队（简称“抗演六队”）工作。当时共有10个演剧队和一个“孩子剧团”。9月初，抗演六队和四队都被分派到驻湖北省麻城县宋埠的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9月18日，正当六队、四队和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及青年剧社联合演出大型话剧《台儿庄》时，突遭敌机狂轰滥炸，宋埠顿成一片废墟。抗演四队和上海二队各有一人受伤，六队的惠新当场牺牲。张叔友等在中共六队秘密支部领导下，及时进行了稳定队员思想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错误战略指导，长江沿线的抗战日趋不利，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决定西迁襄樊。时任抗演六队秘密党支部书记的王泽久（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物资局工作）曾去周恩来处汇报请示。党组织决定：抗演六队要利用合法名义和文化宣传形式，深入敌后去唤起民众，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队员中一些家在大后方和害怕敌后环境艰险的人，则坚决要回武汉。秘密党支部虽然进行了说服动员，但大部分人还是走了，只剩下张叔友等十几个男同志和张葳等四个女同志，冒着敌机轰炸，迎着溃退西撤的国民党军队，毅然离开宋埠到达黄安（今红安）七里坪。第一次踏上红土地，见到老红军，并聆听了郑位三等几位老同志讲述鄂豫皖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受到深刻教育，更加坚定了走向敌后的决心。他们穿过麻黄公路，爬山越岭进入大别山区，到了当时的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现金寨），1939年春153 又辗转到达盛子瑾任国民党专员的皖东北泗县，休整后即去驻山东沂水境内的鲁苏战区司令部。战区司令是于学忠，部队系东北军。一路上他们遵照党的指示进行宣传、统战工作；在东北军里，经常深入部队演出，教士兵唱抗战歌曲。张叔友最活跃，腰间经常系根自制的指挥棒，大家都亲切地笑称他为“挂指挥棒的”，但多数人都不知道他是抗演六队秘密党支部的领导成员。 皖南事变后，抗演六队的处境一天天困难起来。鲁苏战区政治部的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想打入六队，并要派进一名“指导员”，遭拒绝后又使用各种威胁利诱手段，企图分化瓦解这支队伍，还暗害了张玉品的妻子秦双。但在秘密党支部领导下，大家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特务们黔驴技穷，最后通过重庆方面下了一道命令：“抗演六队就地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队员分头撤退，到附近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去；但又不能直接去，必须绕道转行。因为张葳家在北平，张叔友便随她先回北平家中，和他们前后到达北平的，还有吉凯和张玉品等同志。张叔友、张葳夫妇在北平住了月余，于1941年9月南下到达淮北苏皖边区，组织关系已由中共山东分局转到淮北区党委。 张叔友到淮北后，区党委组织部先分配他去行政公署教育处社教科，不久又调他到新成立的“青委”（曾谋任书记，孟戈非、张叔友为委员）工作。“青委”对外称青年救国会（曾当主任，孟、张当副主任），初期同从根据地内外来的青年学生集中的“淮北中学”（类154 似“陕公”）-起驻在阳景庄。孟戈非分管政治理论宣传，主编“淮北青年”；张叔友分管文化艺术工作，并给“淮北中学”学生上音乐课，和该校总支书记兼教员徐宏九交往较多。据徐宏九回忆：“在学校中，许多学生喜欢找叔友同志谈问题。而叔友同志对这些青年同学更是爱护备至，培育有加。许多同学反映：张老师不笑不说话，有什么问题，一经张老师指点，就都完全解决了。” 张叔友多才多艺，能诗能文，善歌善舞。他酷爱音乐，会作曲谱歌，口琴吹得特好。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他曾向张葳讲过自己的设想：将来组建一支大型乐队、合唱队，到城乡和部队演出，为工农兵服务。在青年救国会工作期间，不论是到文艺团体，或到部队、学校和农村，他都能从实际出发，因人施教，循循善诱，很快教会大家表演抗战歌舞，深受群众喜爱，为淮北边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更可贵的是他党性坚强，当革命事业需要时，能毫不犹豫地听从组织安排，去从事不熟悉的工作，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 1942年冬淮北33天反“扫荡”后，实行“精兵简政”，边区青年救国会领导只留下曾谋一人。鉴于张叔友来自白区，组织上调他去做对敌斗争的秘密工作；曾谋奉命和张葳一道，陪行署刘瑞龙主任的夫人江彤化装去过北平。1944年，张叔友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联络科长，进入驻“泗五灵风”县小圩乡专做敌区工作的155 蚌埠工委——“淮河办事处”，兼敌工科副科长，经常到敌占区去；张葳时在驻泗南县刘台子的“泗南中学”任政治教员，张叔友曾去看望过她和他们刚会走路的儿子力克。由于当时大家都能自觉地遵守纪律，张葳也只知道他在做敌区工作，但具体情况从未问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大家都在欢庆抗战胜利，而到敌占区出差的张叔友却迟迟未归。组织上查实情况后才告诉张葳：叔友在蚌埠被捕了。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蚌埠，伪军摇身一变也成了“国军”，许多官吏、特务都赶去发“接收”财。有一个叫“临泉指挥所”的地方特务组织也趁机进了蚌埠，在该市大马路挂牌“办公”。一名曾在淮北抗日剧团呆过的五河县人杨俊，叛逃后投入了临泉指挥所，张叔友从芜湖返回，途经蚌埠时被他发现，当即被捕关押在国庆路警察局。时在蚌埠清真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员朱百里（新中国成立后在蚌埠工作），闻讯即设法去探望。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第二天上午，我买了些烟酒等礼品送给警察，讲有位小学同学被关押在这里，想看看他。警察收了礼品，让我进去。张叔友见到我很激动，并用隐语说他无辜，是受人诬陷被抓进来的，过几天事情弄清楚就会出去，望告诉父母，让家里放心。我回来后即向“淮办”报告，组织上虽多方营救，但均未成功。张叔友被捕后，他所联系的地下党组织安然无恙，未受任何破坏，这说明他是位好同志。 张叔友在狱中不怕刑讯逼供，不受威胁利诱，坚贞156 不屈，并赋《十六字令》述怀： 愁，静锁铁窗作楚囚。浩然气，天地共悠悠！ 这首词和给张葳的信，是他托同狱难友、蚌埠某中学教员周布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合肥工业大学讲师）取保获释时带出来的。周布先生回顾道：“我入狱时，张叔友已在里边，两人同住一个囚室。初因互不相识，无话可说，后来慢慢熟了，才知道他是受人陷害被捕的。由于命运相连，便常谈谈心，有时还一起唱唱歌、下下棋。在交谈中张得知我的未婚妻在蚌埠清真小学教书，便说他的朋友朱介寄也在该校执教，如果我能早日自由，希望带封信给朱。不久，我取保获释，临走时张交我一信，我出狱后即转给朱介寄本人。” 面对守口如瓶、软硬不吃的张叔友，敌特无可奈何，但又不甘心，还想从他身上捞点油水，于是便在审讯同时加紧调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把曾在淮北青年救国会呆过的叛徒喻醒叫来。喻醒不仅向敌特交了底，出卖了张叔友，还劝他投降。张叔友指着他的鼻子骂得他无地自容。这个丧心病狂的叛徒竞向敌特示意：此人无可救药，留下何用？！后来，张叔友被敌人转到徐州集中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 蚌埠解放初期，张叔友的老战友、时在“淮办”工作的徐宏九（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去该市接收地下工作系统的组织关系时，曾赋《临江仙》-词悼念叔友同志： 洪泽湖畔喜初见，年少英姿翩翩。春风送暖润心157 田。细雨催桃李，花开艳阳天。 军令宵颁人去急，为党任重道远。留得英名照人 寰。故人令我忆，每思泪泫然。 新中国成立后，蚌埠烈士陵园内悬挂起张叔友烈士的大幅肖像，市文史委还以“留得英名照人寰”为导言，汇集了张叔友的战友和夫人张葳、儿子张力克以及他自己写的诗文，编印了纪念专辑，表达对烈士的敬仰之情。 158 （编辑：戴尔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