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石宾是晋西北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党的优秀宣传干部和坚强的文艺战士。他虽然盛年早逝,却深为新闻、文化界和党政干部所敬重。晋西北行政公署在他逝世后的褒扬令中称赞他“参与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十有余年,以其坚强勇敢之气魄,沉毅苦干之精神,精辟之思想与丰富之学识,为国家民族而战斗,艰苦不渝,功绩共见。” 赵石宾原名赵荣国,山西榆次东阳镇人。外表看上去文弱的他,生性正直倔强,政治嗅觉敏锐,从小就热切地憧憬着有一个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1936年秋冬,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山西成立,山西抗日救亡的烽火熊熊燃烧起来。“卢沟桥事变”后,八路军一批接一批经太原开赴前线,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赵石宾多次在火车站迎送抗日将士。看着前去抗日的将士,赵石宾多次向党请缨,愿作随军记者开赴前线。然而,牺盟总会的宣传工作更需要他。 牺盟总会撤到临汾时,赵石宾负责宣传工作。他一方面积极筹备《牺牲救国》的复刊,一方面编印抗日的小册子和宣传材料,分发到各地的牺盟会和新军,还与当地的基层牺盟会联合开展群众性的宣传工作。当时总会专门搞宣传工作的人员已经很少,他夜以继日地思索、筹划、组织,许多工作都亲自动手干,常常挤掉了吃饭和睡觉时间。1938年下半年,阎锡山已逐渐转为与日妥协,积极反共。赵石宾先后主持《牺牲救国》、《政治周刊》与《黄河战旗》,同以阎锡山为代表的顽固分子进行斗争。除出版期刊外,还以他任总编辑的黄河出版社为阵地,出版各种丛书等读物,在动员、团结群众抗日,在沟通山西与大后方的文化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文章和诗歌。在牺盟会后期,他写的《从牺盟会看到山西民众运动》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牺盟会两年来艰苦奋斗的情形,对山西民众运动的经验教训,做了精辟的论述。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他到了延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报告。后到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受党委托,负责筹办党报。那时,在根据地办报无人力、财力、设备,的确是“困难重重”。人员,从各单位抽调;没新闻纸,自力更生建立造纸基地,以草纸、麻纸印报;缺铅字,就以木刻的字代替。他冷静的思考着,孜孜不倦的忙碌着。办报遇到的种种困难,都一一克服了。在紧张筹备报纸的日日夜夜里,他还为当时代行党委机关报的《五日时事》(油印小报)写了不少评论。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到1940年“九·一八”纪念日来临时,一张由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头、四开套红铅印的党报《抗战日报》,赫然在晋西北根据地诞生了。 《抗战日报》创刊后,他担任了总编辑,被选为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晋西分会的主任理事、晋西文联常务理事。他的心血和精力,全部倾注在根据地的新闻和文艺事业上。报纸三日一刊,每期数万字,他都仔细审阅,并常常亲自撰写社论、时评,还直接抓从业人员的政治学习和业务训练。从这一时期他写的社论、署名时评,可以看出他胸怀全局、思想缜密、论述深刻和文笔犀利的写作特色。 紧张繁重的宣传工作,常年累月的写作和当时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本来就很弱的体质进一步受到销蚀,抵抗力越来越弱。1941年7月,他染上痢疾,卧床数月。然而在病中,他一面不断擦着额上沁出的虚汗,一面仍坚持修改审阅稿件。熟悉他的同志都担心着他的健康,劝他好好养病,他却不肯抛下工作。次年年初,他身体稍有好转,正逢新闻界选举边区参议会议员,他又主持并参与了这一工作。战友们刚刚为他的康复喜形于色,1942年2月间他却又患了支气管炎,并发败血症,不得不转到黄河西岸贺家川的军区医院就医,不久病逝于军区手术医院,年仅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