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应枢同志简介：

任应枢(1903～1979)，又名任向宸，山西孝义司马村人。其父深感文盲之苦，竭力供子女读书。应枢聪颖顽皮。读私塾时，听先生讲世上并无鬼神，他便率小伙伴捣毁庙中神像。稍长即仗义抱打不平，曾愤然拳打汾阳县城关绰号“教不成”的地痞；曾勇敢下井捞救贫苦自尽灾民。民国9年(1920)就读于汾阳河汾中学。在该校倡导新文化的郭桐轩先生的影响下，读了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民国14年(1925)应枢入太原三晋高中就读，课余帮助校方刻印讲义，勤工俭学。由于思想进步，品行刚正。深得同学拥戴，不久被选为班长和学生代表。是年，侯外庐、张友渔作为“三一八”惨案北京学生会后援会赴晋代表来并推动学生运动，应枢在全省大中学生联合会上慷慨陈词，痛斥段祺瑞政府屠杀北京爱国群众的暴行，并为恢复山西大学预科和男女同校主张而大声疾呼，当时被选为山西省大中学校救国联合会总干事，会后，组织散传单，贴标语，轰动省城。 　　民国17年(1928)应枢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1] ，半工半读。“九·一八”事变后，应枢一马当先，积极组织了山西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赴京请愿团。毕业后。回河汾中学任教。积极宣传抗日，广结爱国学生，屡和校方保守势力斗争，被当局视为共产党嫌疑分子。次年，得知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起抗日同盟军，遂组织学生30余名星夜赶往参加，途经北京，听到同盟军已解散消息，就暂居侯外庐家中。为求生计，先后在上海造币厂、安徽芜湖市税局任职。 　　民国26年(1937)，应枢得知雷任民、侯俊岩等从日本留学回国，遂离职北归，在太原加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出任“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分配部运输科长。这时，为国难忧愤于怀，蓄起胡须，并发誓“抗战一日不胜，胡子一日不剃”。任胡子绰号即由此而起。 　　太原失陷返里，不时有溃兵骚扰百姓，应枢将本村青年壮士组成护村队。时有自称太原警察局的五六十个人进村骚扰，被他带领的护村队赶走，并将缴获之骡驴驮畜、衣物包裹分给穷人。他同任茂森等用溃军丢下的武器组建了抗日救国学生宣传队，继扩编为中华抗日游击队。时值八路军总政治部在汾阳暂驻，应枢连夜找到张家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和指示。之后，放手发动群众，游击队发展到数百人。建队初期，国民党特务文某，隐瞒身份，窃据游击队参谋，暗中勾结孝义伪县长刘怀伟，策动副队长制造殴打“牺盟会”干部事端，将应枢骗到县府软禁，企图将游击队编入国民党军队高桂滋部。应枢洞察其奸，持枪冲出县府赶回部队，借拂晓演习之机，将游击队带到三泉镇任家堡，改编为共产党领导的山西工人武装自卫纵队第四大队[2] 。应枢任队长，人称任支队。 　　民国27年(1938)应枢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率工卫纵队第四武装工作团在交城、文水一带活动，曾截获日军军需车十多辆，此后，所部改编为纵队直属游击队，人称“任支队”。在汾、孝、平、介诸县活动。任支队驰骋边山，骚扰日伪据点，阻击窜犯之敌，锯电杆、割电线、截汽车、杀汉奸，特别是在北官地村阻击日军宣抚班，重创敌军，使日军闻风丧胆。日军曾一面指使孝义、汾阳两县伪县长诱降，一面悬赏三千元活抓任胡子。当阴谋未能得逞时，又秘密调集汾阳、文水两县日伪军东出神堂底，西由黄采坡；一欲一举全歼任部。应枢出敌不意，带队越过太汾公路，隐入敌占区青纱帐内。时自石车站的日军据点里汉奸“双生二保”兄弟俩，无恶不作，民怨载道，应枢趁演武镇赶集之时，率几名队员将二保兄弟捕获镇压。 　　应枢每参加战斗，事先必交待清工作，安排好代理人，抱着誓死决心。他一贯胆大心细，沉着冷静，曾伪装成日军，骑高头大马出入敌哨林立的文水城。任工卫旅供给部长时，有一次带队押十几驮子军用物资夜过上贤村封锁线最后一个碉堡时天已大亮，他骑马率队昂首而过，敌人竞未敢过问。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吕梁军区司令部任职。 　　解放后，应枢先后任山西公学秘书长，省政府秘书行政处处长，阳泉市卫生局局长，汾阳卫校校长等职。1963年从汾阳卫校离休。离休后放弃吕梁地委、汾阳县给安排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司马村。回乡后，他积极为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建立祠堂，逢节带领群众悼念。为解决司马村灌溉问题，废寝忘食，组织村民打成大锅锥井十几眼。每逢春节，逐户奉送对联，并用自己的工资访贫问苦。经常用战斗故事教育后代，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 　　1979年6月7日因患脑溢血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