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瑜(1919•7—1979•10)又名闫伯瑶,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昃家庄人。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1月参加革命。副军职。 闫瑜出身于书香门第,祖孙三代教书育人。他自幼在本村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了颜山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在本村短期小学任教师。1937年12月,经张子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博山城后,根据中共博山工委的决定,闫瑜到了原博山县保安大队长李兴堂组织的“游击队”政治部工作。后经中共博山县委书记张敬焘介绍,与我党派往李兴堂部任政治部主任的韩立忠接上了关系,在李兴堂部作地下工作。闫瑜与韩立忠、黎奇等人在博山北部万山一带活动期间,先后发展了赵玉富、赵素芬、陈甫杭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博山北部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后李兴堂部对日军奉行不抵抗主义,我地下党员便全部撤出,回到了抗日阵营。 闫瑜1939年11月到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七期敌工队学习敌工工作,结业后于1941年派往太行第一军分区任敌工站干事,后任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他积极学习日语,根据上级指示,认真对部队指战员传授瓦解敌军的知识和方法,提高了部队指导员对瓦解敌军重要性的认识;组织部队官兵学习党和毛主席关于瓦解敌军的论述,使官兵进一步明确对日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的辩证关系;亲自教练部队官兵对敌军的喊话方法和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在部队基层的营连建立健全了瓦解敌军的组织;为部队提供了搜集到的日军情况和对敌宣传品,为瓦解敌军起到重要作用,多次受到上级表扬。太行一军分区的瓦解敌军工作,优待俘虏政策是我抗日战场上执行得较好的,由于闫瑜工作成绩突出,给予记三等功1次。 1946年至1947年,太行军区独立第一、二旅成立,后又组建成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闫瑜先后在九纵二十七旅、四十五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随部队参加了战略进攻、南渡黄河,转战伏中山区,开辟豫西根据地等。一年中参加大小战斗200余次,所在部队攻克和收复县城30余座,歼敌2万余人。在行军作战中,闫瑜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进行战前宣传教育,部队行军、打仗,他带领宣传队当尖兵、打头阵。二十七旅在攻打嵩岭国民党整编三师时,战斗从上午9点开始,一直打到晚上10点多,敌堡一时难以攻下,我部队伤亡严重,且后方补给困难,部队思想出现波动。闫瑜便亲自编写战地小报,开展宣传教育,宣传大反攻的胜利消息,鼓舞士气。接着,部队在西伊阳战斗中打出军威,全歼守敌。闫瑜的宣传工作,受到了上级表扬,再次荣立战功。 1947年,一股“左”的思潮,侵袭我党我军,“向贫雇农交权”、“开仓济贫”、“点火抄家”……一时沸沸扬扬。我部队“点火”一走,国民党“还乡团”回来,我地方党政、武装便遭到严重破坏,部队后方供给受到严重威胁,部队内部也出现了不团结、士气动摇。闫瑜在严酷的形势面前,毫不动摇地、自觉地、模范地遵守我党我军的纪律,宣传贯彻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为坚定正确方向和稳定部队情绪作出积极贡献,又一次受到上级的表扬。 1948年3月,部队进行整军教育。在部队干部会议上,有的同志言词偏激,一时会议气氛紧张。闫瑜坚持党性原则,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会议发言,起到了示范作用,使会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部队通过整军教育,军心大振,不久攻打洛阳,一举取得重大胜利。是年10月,部队参加郑州战役,同兄弟部队一起,全歼北进之敌。11月参加淮海战役,参与攻克宿县、任桥阻击战和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歼敌8500余人。在淮海战场上,闫瑜不怕流血牺牲,下连队,上前沿,拿着喊话筒向敌人喊话,对分化瓦解过来的蒋军人员,立即组织进行诉苦等阶级教育,使大批蒋军人员掉转枪口,参加到了我人民军队的行列。他不顾劳累,不避危险,树立典型,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总结经验,表扬先进,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战役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荣立二等功。 1949年3月,闫瑜调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政治部任教育科长。所在部队作为兵团渡江战役的先遣部队,在长江北岸挺进中,连克湖北英山、罗田及安徽太湖、望江,控制了以华阳镇为中心的江北滩头阵地,胜利地完成了掩护兵团主力于黄梅、宿松一线地区准备渡江的任务。4月,闫瑜所在部队为兵团左纵队主力,突破敌长江防线,占领香山、黄山主峰,直抵五夷山北麓。部队在阴雨连绵19昼夜的情况下,急行军21天。指战员们吃不上饭,住不上房,休息不好,浑身被汗水、雨水浸透,行程750公里,歼敌1.3万人,解放了横峰、上饶、广丰、建阳、建瓯、南平等地。在昼夜行军、极度疲劳的情况下,闫瑜仍然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他在部队中创造性地提出,在行军路线上设立宣传鼓动棚,组织宣传队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使部队保持了高昂的战斗情绪。 1949年9月至1950年初,他随部队参加广东战役、广西战役,长途行军1300余公里,追歼蒋军南逃部队,胜利完成进军云南的任务。在进军途中,发挥了他宣传鼓动的才能,部队行军作战到哪里,他们就宣传鼓动到哪里,使部队永远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 1951年,闫瑜被任命为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文革”后,任昆明军区炮兵副政委至1979年10月病逝。 闫瑜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部队实际,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深入边防、连队,调查研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理论教育,作出了优异成绩,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模范干部。 闫瑜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同志、对部下和蔼可亲,而对自己、家属、子女却是严格要求。他任昆明军区炮兵副政委后,身患严重的心肺病,一有煤气就气喘不止。当时部队驻地离城较远,冬季一时又买不到电炉取暖,警卫员就从兵工厂借回一个旧电炉让他使用,他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警卫员,硬是让警卫员把电炉送了回去。 闫瑜在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工作时,根据工作需要,部队为他配备了一个层次较多的书橱,他很喜欢这个书橱。在往炮兵部队搬家时,同志们就把这个书橱也装上了车,他知道后,逼着帮他搬家的同志们把这个书橱搬了下来,送回营房。他对大家说:“公家的东西,营房的用具,一件也不能搬走。” 闫瑜在部队教育干部战士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家庭中也是这样教育子女。他的3个孩子从上小学起,就养成自己洗衣服、打扫卫生、买菜、做饭等干家务活的习惯。直到高中毕业,也很少有零花钱。孩子们的衣服,老大穿爸爸妈妈的旧衣服改做的,老二穿老大替换下来的,老三再穿老二替换下来的。他的3个子女都是通过正当途径就业的,没有一人是通过“关系”安排工作。 闫瑜党性强,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在“文革”期间,他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因而受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摧残。他始终坚持真理,坚贞不屈,无私无畏,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立场和革命气节。“四人帮”被打倒,闫瑜彻底平反,恢复了工作。但由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积劳成疾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病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住进医院。在住院期间,先后8次报病危,但他从未想到自己,当他从昏迷中醒来后,想的仍然是工作、党的事业。他在病床七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坚持听广播、读马列著作、看文件,渴望早日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贵的品质和崇高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