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立征,字国道,曾用名文立正,化名赵宓,1911年4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 他先在常德读完小学,又在长沙念了两年私塾。1927年秋,考入长沙岳云中学,1934年夏高中毕业。他在中学期间,学习刻苦用功,坚持在午休时临摹魏碑;爱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爱看进步电影,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熏陶;善于写白话文,常和好友李锐一起办墙报。1932年初,他倡议并主办一所民众业余小学,吸收小手工业者、搬运工人等贫困子弟学习文化,他和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去教课,并节省自己的费用,给贫困学生买书本。 1934年秋,他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他不仅学习优秀,而且积极投身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组织本校进步同学参加示威游行,开展宣传活动。他满怀激情地向亲友们介绍运动的动态及其伟大意义。“一二•九”的当天晚上,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信给挚友——武汉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李锐,告诉他北平学生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英勇斗争的情景。李锐收阅后,随即用毛笔抄写好,张贴在文学院大门口,从而点燃了武汉大学师生反抗反动当局的怒火。几天后,就爆发了武汉三镇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的示威游行。12月11日,他写信给弟弟说:“……北平比去年冷得多,但是我们有热血,因此不惧寒,两拳压在口袋里,依然是热烘烘的。这是另外一种热能。……华北,由‘亲善’而‘提携’,又由‘提携’到了现局——分割,铁的事实粉碎了我们误信当国者的 ‘自有办法’的心理。怒吼吧,中国!”这寥寥数语,已勾画出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社会现实。 1937年5月,李锐、杨纯、谢文耀先后从武汉大学去北平接中共党的组织关系。这时,他感到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遂申请休学,同他们一起住在京西诩教寺。在这里,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同时也接触了一些前往联系的中共党员,使他的思想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卢沟桥事变爆发二个月,8月8日日军占领了北平。他与李锐、杨纯、郑琳等以及中共党组织所领导的平津流亡学生一起南下,先后来到济南,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遵照中共党组织决定,他们几人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名义留在山东。月底,中共党组织分配他们参加了“山东抗日军政工作人员训练班”。这时,他改名赵宓。12月14日,济南吃紧,训练班迁至济宁。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成武任政训员,负责训练地方抗日骨干。由于他立场坚定,态度认真,训练工作卓有成效。 1938年春,山东许多县城相继沦陷,他离开山东,到武汉去寻找“民先队”和中共党组织,遇上了李锐、谢文耀、郑琳等。同年3月,经李锐、谢文耀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他们满怀赤子之心,决心奔赴抗日前线。这时,他抽空回湖南家中探亲。家里人想留他多住几天,他却说:“没时间,有朋友在汉口等候。”外祖母问他个人的婚事如何,他笑着回答:“现在我一心工作,不谈私事。”他仅仅在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武汉去了。他心里只有抗日救亡一个念头,什么家庭、婚姻都抛在脑后了。 1938年3月,他与延安来的同志,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即中共中央长江局)介绍到徐州,和中共苏鲁特委书记郭子化接上关系。当时正值日军进攻徐州,形势紧张。他们在徐州停留了一两天,被分到江苏省沛县,做了两个月的群众工作。后随郭子化、张光中等到了鲁南抱犊崮以西南塘一带,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他先在总队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后在政治部做民运工作。1938年夏,被派到共产党领导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任政训处副处长,改名文立正。当时,峄县人民抗日武装负责人朱道南兼政训处长。他们率领义勇总队一大队出山,曾在台儿庄一带作战,不久又到峄县四区周家营一带活动。朱道南工作很忙,很多具体工作他主动承担。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更广泛地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上级同意,在周家营以北举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在这里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后来成为抗日队伍中的骨干。目睹日军的野蛮暴行和蒋介石集团的退让妥协,他心中的怒火在燃烧。他明白,只有发动爱国军民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击反动的武装,才能赶走日本鬼子。因之,他努力学习政治,刻苦钻研军事,决心做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他刚到鲁南时,因语言不通,给工作带来不便,因此,他很认真地向群众、战士学方言土语。他经常深入了解群众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并组织群众做好反奸诉苦工作,提高思想觉悟。有时候,还教小孩子们唱歌、跳舞,人们都很喜欢他。 1938年7月,受共产党的派遣,到国民党第五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五大队邵剑秋部做政治工作。到该部后,积极组织上政治课,大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油印发放带图画的小书;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经过一段努力,第五大队的政治空气浓厚起来,大家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组织性、纪律性大大加强,军政素质有了提高。他工作耐心,态度和蔼,没有官架子,深受干部和战士的尊敬,大家都热情地称呼他“文老师”。 1939年初,又奉命到国民党第三专署保安五旅任政治部主任,做争取改造土匪武装的工作。10月,又回到邵剑秋的第五大-队,参与了部队改编的领导工作。 1939年底,第五大队正式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他任支队政治处主任。他工作严肃认真,注重调查研究,遇事冷静沉着,坚持原则。一次,部分战士到外边搞来一些财物,他了解到是从敌占区一个商号弄来的,就很严厉地批评他们说:这样做不利于团结,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策,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夺取抗战的胜利。运河支队以强悍善战享有盛名,打过许多有名的胜仗,而这些胜利的获得,与他的政治工作有直接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大家都称赞他这个大学生出身文武双全的领导人。1940年底任运河支队副政委,1941年3月任鲁南第三军分区政治处主任,6月调任鲁南第一军分区政治处主任,同年9月兼任尼山支队政治部主任。此时,敌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军事“围剿”,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时期。他是南方人,也和北方人一样吃煎饼卷辣椒,甚至有时忍着饥饿去工作。他穿着简单,冬天,穿件破棉袍,为了走路方便,经常把大襟翻起来掖在腰带上;他穿的裤子补了许多补丁。从外表上,谁也看不出他是部队的一名主要领导人。他非常关心部属,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战士们去战胜困难,迎接胜利。当战士们疲劳的时候,他不是吹口琴给大家听,就是讲个饶有风趣的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的衣袋里总是装着自己订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工作情况和学习心得。他写道:“先躯者,前途认定了,切莫回头;一回头,灵魂里潜藏的怯弱,要你停留。”他就是这样鞭策自己为抗战、为革命而奋斗不息。 1942年5月,他先后调沂河支队和鲁南军区工作。1943年5月,任鲁南独立支队政委兼铁道大队政委。此时,铁道大队分散活动在敌占区,环境极为恶劣。他重视抓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纪律的整顿,手把手地教战士学文化,处处同战士们同甘共苦,对铁道大队的建设倾注了心血。1943年月10月,他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4年7月,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决定重建二地委、二军分区,他任二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在开辟新区工作中,他深入基点村,组织群众进行反奸诉苦、参军参战教育,积极筹建抗日民主政权。1945年2月22日,他到临城六区开辟工作时,因叛徒告密,遭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部的袭击,不幸在丁堂村壮烈牺牲,年仅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