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培德同志简介：

丁培德，1931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沛县崔寨乡潘庄村一户农民家里，由于家庭贫寒，11岁才得以入读本村私塾。但是，他天资聪慧，仅两年就升入本乡武庄高级小学五年级。1945年7月，又顺利考入徐州私立教会学校昕听中学，后因付不起高昂的学费，于次年冬转入铜山县立中学。他自幼懂得，父母辛勤劳作、省吃俭用供自己读书十分不易，因而学习格外刻苦，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1948年7月初中毕业后，本应沿着高中一大学的路子走下去，终因家境拮据转而报考吃饭不用花钱的徐州师范学校。那年徐师只招收250名新生，而报考的学子多达2600人，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培德，这个名字寄托着父辈的殷殷期望，盼望把他培养成大德之人。他正是把这种寄托化作动力，一边读书，一边关心国内局势，不断滋养自身爱国爱民和向往革命的思想。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官兵溃不成军，如鸟兽散，徐州师范校长随之逃走，许多学生惊恐万状，惧而散去。此时，徐州市内一片混乱，一些单位的财产被洗劫一空。在这种背景下，他毅然站出来，和留下来的师生员工一起，勇敢地担负起护校的任务。人民解放军接管学校后，他主动靠拢解放军，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思想，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和谈八项条件，宣传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在实践中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热情十分高涨。他向离校的学生发信复课，和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共同创办工人夜校，教工人学习文化、唱革命歌曲，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新徐州日报》以《热心为工人服务的刘秀芹、丁培德》为题介绍了他们的事迹。1949年3月，他成为徐州师范的第一批青年团员。同年7月，他和吴在青分别被徐州团市委任命为校团支部书记和副书记。自此，他和共青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50年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工作在共青团的岗位上，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黄金岁月奉献给了崇高的共青团事业。 1949年7月到1953年1月，他历任邳县团县委文书，台枣团地工委干事，临城团县委秘书，滕县团地工委文书。195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1月被选送到中央华东局团校学习。同年6月任凫山团县委副书记。1954年5月任滋阳团县委副书记。1955年5月任济宁团地委秘书，1960年2月任济宁团地委办公室主任，1966年2月任济宁团地委副书记。共青团这所大学校熔炼了他的这颗赤子之心，培养了他高尚的人格品质和情操，锻炼了他的领导才干，在所有他工作过的地方共青团史页上，均记下了他光辉的业绩。一批批曾经跟着他做团的工作后来走上党政领导岗位的同志，对他十分敬佩，既把他看作领导者，又把他尊为师长，都说他惜才爱才，甘作人梯，是一位难得的伯乐型领导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他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被戴上“反革命”帽子，下放到邹县香城“五七”干校劳动。但是，身处逆境，他心地坦荡，无私无畏，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地抵制和斗争。经过“文革”十年的风雨洗礼，他锻炼成为更加成熟、更加富有经验和领导才干的国家干部，自1970年10月任地革委政治部群众工作组副组长和1973年任地革委政治部秘书组组长起，他渐次走上党的领导工作岗位。1975年7月任中共济宁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78年1月任地委副秘书长，1980年9月任中共兖州县委书记，1983年10月任中共济宁市委副书记，1986年3月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兼济宁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预备役师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并于1987年10月，光荣地出席了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文字功底和政策水平；具有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优秀品质；具有宏观驾驭和民主科学决策的能力；具有关心人民疾苦、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对济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到兖州任县委书记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十年浩劫的云雾还没有完全消散，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针对当时思想还比较混乱的实际，他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决定恢复报告员、宣讲员制度，组织千名报告员、宣讲员深入工厂、农村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为推行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他到任短短两年，兖州县在粮田面积减少16%的情况下，粮食总产增长20%，单产增长31%；棉花总产增长31.4倍；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7倍，成为济宁地区农业发展比较快的县之一。他担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后，更是以对党对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富民强市的事业中去。面对当时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严峻形势，他团结带领市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始终强调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多做鼓劲的工作；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靠改革靠政策促进经济稳步发展；始终强调党的建设的保证作用，努力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在农村经济工作的指导上，他认真分析了当时面临的“温饱容易致富难”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爬高坡、上新阶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加速由温饱型向宽裕型、小康型过渡的工作目标，并形成了牵住牛鼻子，在乡村工业上搞突破，把着眼点放到千家万户，实行两路并行（集体、个体）、四轮驱动（乡、村、联户、户），做到乡镇作骨干，以村办、联办、户办为重点，四个轮子一起转，以及“深入三项改革、打好两个战役、抓好一个保证”等工作思路和措施，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较大反响，形成了上上下下议论爬坡上梯的新气氛，出现了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抓乡村工业的好局面。在决不放松农村工作、稳步发展农业的同时，他及时提出把更多的精力转向城市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他十分注重深入企业调查研究，认真探索从整体上搞活企业的路子。济宁二酒厂厂长关于对企业实行三税包干，做到税保财政、利活企业的建议呈送给他后，他当即作了肯定性批示，责成市政府有关领导干部进行专题研究，使“税保财政、利活企业”成为全市企业实行第一轮承包期间的一项大政策。“放水养鱼”的结果，不仅为全市企业注入了生机活力，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涵养了税源，增添了后劲，为济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家财政部派员专程到济宁总结经验，新华社专门采写了《济宁小阳春》的报道，将这一成功做法介绍到全国。为了促进全市经济的平衡发展，他以很大的精力发起并组织了湖区开发和山区扶贫，特别是连续三年进行了湖区经济开发会战，走出了一条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下组织大规模经济开发的新路子。对此，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专题作了报道。在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他十分重视抓好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特别强调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要充分发挥党的群众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等政治优势。在组织湖区经济开发会战中，他明确提出要坚持“一个为主、三个依靠”的会战原则，即本着“自力更生为主”的精神，依靠正确的政策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群众开发建设湖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依靠各级党组织发挥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群众苦干实干、艰苦创业；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提高湖区经济的开发、经营和管理水平。这些原则的提出和实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高度的原则性和自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领导艺术。1988年1月，任济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其间，他虽然已经发现身患绝症，但仍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在实施法律监督方面创造了新鲜经验，1992年1月和6月分别在全国和全省的有关会议上作了典型发言。病魔缠身，本应早一点离职休养，但是，他“小车不倒只管推”。有一次，他抱病到徐州开会，不料病情恶化。此情此景，同去的同志没一个不心疼流泪的。还有一次，市人大召开常委会，讨论通过市政府的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他当时在家养病，硬撑着到会做常委们的工作，以保证圆满实现市委的意图。1998年8月，离职休养。离休后，他依然关心党的事业，倾心支持市委、市政府的工作。1999年10月召开市第九次党代会，他忍受着病魔的剧痛，坚持出席了开幕式，与会代表深受感动。他就是这样心胸坦荡，光明磊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挂在心头，时刻保持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无论是参加邹西农田基本建设会战，还是多次到农村蹲点，他都是坚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不搞特殊。1971年，他在任城区李营镇杨庄村蹲点，由于劳累过度，神经衰弱，常常失眠。村党支部执意给他单独安排一间民房居住，他坚决不同意，坚持三个人挤在一间房里。七十年代，他在嘉祥县疃里蹲点，由于不服水土，整天拉肚子，以至严重脱水。同志们都劝他回机关治一治，可是他怎么也不肯，硬是坚持到撤点。1993年，他得知泗水县泅水镇北玉沟村朱凤梅、朱凤英、朱凤虎姐弟三人因父亲重病致贫而辍学，当即召开家庭会，决定他老两口共同资助这三个贫困孩子求学，并要求四个儿女每人资助一个贫困地区的孩子求学。至今事过7年，朱风梅已在济宁参加工作，朱风英和朱凤虎正分别读高中一年级和小学四年级。当丁培德因病去逝的噩耗传来，一群被这个家庭资助过的农村孩子跪在丁爷爷的遗象前哭得任谁也劝不住。他一生勤政廉洁，两袖清风，一直到他去世还坚持住在七十年代建造的一套旧房里，说什么也不肯搬到新建的宿舍楼。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女从简处理后事：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收花圈，不收礼金，并捐献器官用于医学研究，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99年12月11日，年仅69岁的丁培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济宁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