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志芳同志简介：

彭志芳，原名彭德来，又名彭子芳，1912年生，辽宁省开原县人。其父彭振国，原系张学良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武装抗日，失败后移居平、津。其弟“七·七”事变后去延安参加革命，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其妹随他流亡山东，后去延安、四川等地从事革命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家乡遭到了日军的蹂躏，他随家人流亡关内。1931年冬人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同年在该校加人中国共产党。1932年秋至1933年夏，在天津工商大学附属高中读书。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常常向同学们激愤地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烧杀掳掠的罪行，热情地宣传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积极支持同学孟英创办和主编的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飞流》杂志。1933年秋高中毕业考入北平东北大学工学院电工系。在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他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春，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不畏艰险，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是年，国民党政府屈从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将东北大学撤出北平。东北大学工学院一部分学生被迫迁到西安。到西安后，他作为东北大学西安分校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先”负责人，经常和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商讨如何开展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吃掉东北大学的阴谋。同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时，东北大学分校党组织发动学生开大会举行纪念活动。会后，他动员分校同学与其他学校一起，冒着凛冽寒风，举行示威游行，并向陕西省当局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博得东北军、西北军官兵的同情，同时得到杨虎城将军的支持。当时，蒋介石为策划新的“剿共”阴谋已亲临陕西，住在临潼华清池温泉。蒋氏集团的很多高级头目也已进驻西安，调兵遣将，反共反人民的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游行队伍决定转向临潼向蒋介石请愿。游行队伍很快扩大到l万多人，声势越来越大。大队冲出西安东门，向灞桥方向行进，到距灞桥五六百米处望见桥头有蒋军把守，枪口对着东进的游行队伍。正在这时，张学良将军（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从西安城赶来，找到领队的彭志芳和何沌渤等郑重地说，“上有命令，不准任何人过桥，如有人过桥就开枪打死”。彭志芳当即号召同学们停止前进，集合队伍听张将军讲话。张将军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不要把热血洒在桥头上，要把热血洒在抗日的战场上……”又说：“不出三天，我会以实际行动答复大家。”同学们听了很受感动，接着在彭志芳等的带领下回到西安城。 1937年2月，张学良将军被扣在南京。蒋介石政府为完全控制东北大学，要派国民党CC系分子臧启芳为校长。臧来到西安被分校师生拒之门外。他便让大批武装宪兵配合强行接管。在这紧迫形势下，彭志芳不畏艰险，组织同学们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诡计，奋力抗争。经过一昼夜的斗争，到次日晨，他带头用石头砸开校门，率领400多名同学冲出包围，撤出西安。之后又克服诸多困难，在东北军的支持下回到北平，与东北大学总校同学汇合。回北平后，国民党教育部又断绝供给教育经费，妄图压服东大学生。本月中旬，他参加并组织学生向南京政府请愿，可行政当局不提供车皮。根据党组织指示，他与其他骨干组织同学在平沈通车线路上卧轨，迫使北平当局不得不提供一列火车供请愿同学南下。这次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震动了南京政府。他们下令夜间在徐州以南的柳泉车站把列车开到支线上，一面派宪兵第三团把请愿列车包围起来，进行威胁，一面派教育部头目来劝说请愿团回北平。为了给当局施加压力，请愿团决定不下车，实行绝食。彭志芳等发动同学们在车厢里写请愿感想表达护校意愿，抒发抗日救国激情。绝食到第三天，南京政府答应了请愿团的各项要求。请愿团于2月底返回北平。 1937年“七·七”事变。当时，他的妻子郝慧超刚因病去世，他不顾失去亲人的痛苦，毅然同东大同学一起投入到支援丰台、南苑、卢沟桥我守军抵抗日军的斗争中。并响应北平学联和“民先”总部的号召，组织同学们到前线慰劳守军，到各医院慰问受伤官兵。同时还联合市民在广安门地区筹集了l万多条麻袋，准备同守军一起与日军进行巷战。 北平沦陷后，他告别父母，寄养了子女，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于8月间与妹妹一起随平津流亡学生奔赴山东。他到山东不久，就与“民先”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到我党影响下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政治处主办的政训班受训。1937年9月18日，他被派到鲁北惠民县工作。在惠民，他积极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行径。10月上旬，日军沿津浦铁路继续南侵，鲁北、鲁西北各县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员纷纷南逃。他随政训班到达济宁。这时，中共山东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的指示，正积极筹划在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10个地区举行抗日起义。为争取政训班这批党员、“民先”队员和其他爱国学生留在山东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省委于12月初派江明到济宁政训班做工作。彭志芳等了解了省委的意图后，决定去泰安参加省委直接领导的武装起义。于是他们20多人先后分批启程。12月下旬，他们6名共产党员组成的一批到达泰安县城，与省委接上了关系。他高兴地对省委联络员孟英说，“我一定要跟党好好干！将来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建立一个新中国！” 在日军占领泰安城的第二天（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了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彭志芳光荣地参加了这次起义，编在“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二中队”，担任政治战士。不久，他参加了四支队最初发动的寺岭战、四槐树战斗，以及在沂蒙山区和泰安山区所进行的多次战斗。他服从命令听指挥，在对外宣传等各项工作中表现都很好，博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1938年8月，他所在的四支队二团在沂水县休整。一营副营长于得水（泰安人）暗中与国民党顽固派游击队的一个头目勾结，打算拉部队叛逃，他假借团司令部的命令，私自把一营部队拉到泰安县徂徕山前。此事引起了省委和支队领导的重视，指示监视其行动，设法把部队争取回来，并派赵杰到泰安处理此事。当时彭志芳在一营任一连指导员，他认真完成了赵杰交给他的任务，粉碎了于得水的叛变阴谋，稳住了部队。 1938年9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二团第一营由鲁南返回徂徕山一带活动。二团一营三连在连长秦子美率领下到达汶河以南的宁阳县九区开展游击斗争。10月，中共曲泅宁县委成立，应县委要求，四支队领导决定从三连抽调30余人组建县地方武装。12月组建了曲泗宁五中队（山东纵队四支队第一大队第五中队），隶属于中共曲泗宁县委。他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任曲泗宁五中队指导员。该中队是当时曲泗宁县的唯一的县地方武装，为了该队的发展，他和中队其他负责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部队很快发展到300余人枪，后扩编为曲泗宁第五大队。1939年初，他调任中共泰安特委青年部长。不久，主持召开了泰山区青年工作干部会议。随后泰山特委所属各县都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建立了县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1939年6月，日军对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日伪军几千人合击新泰、莱芜两县间的莲花山区，妄图消灭驻在该地的特委机关和我抗日武装。敌人突然袭击，来势凶猛。我机关部队未能及时转移，他机智勇敢，一面指挥部队作战，一面率领青年部和特委的部分同志冲出包围圈，未受任何损失。1939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一区党委（大鲁南区党委）成立后，将泰山特委划归一区党委领导，并改为一地委，他于1939年7月至1940年9月任一地委青年部长，他主持出版了《泰山青年》。同时，还组织了一支青年抗日武装——“青年大队”，后改编为地委专署机关的警卫部队。 他也是泰安地区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40年6月，他在莱芜固山召开的各县青年干部工作会议上，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扩大青年组织、发动参军参战、拥军优属、发展生产、支援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等任务。会后，他到莱芜县圣井村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改造旧政权。他培养了许多农民党员和积极分子，不但建设了一批较强的村级领导班子，而且还为部队输送了兵员。这些工作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也为后来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近两年的青年工作中，他经常深入农村，同农民一起搞生产，一起反“扫荡”。他和气待人，办事公道，在群众和干部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1940年秋，他因所谓的“肃托事件”而被捕。在连续几个月的刑讯逼供中，他坚持原则、英勇不屈，于1941年初不幸被害。 事过不久，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纠正了这一错案，并提出象彭志芳这样的好同志竟然被害，务必引起严重注意。1942年3月，泰安地委、专署按照中共山东分局指示，在莱芜县召开了平反大会。宣布：泰山区“肃托事件”是错案，凡被害的同志都追认为革命烈士。但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平反工作做得不够完备、彻底。1985年，中共泰安市委又一次作出决定，为他彻底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