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生同志简介：

孙东生（1900—1960），名维岳，以字行。成武县城里人，出身于一个手工业生产者家庭。1919年，他从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深受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影响。北大毕业后，他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邀请，回山东从事教育工作。从1928年开始，任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校长。他主持校政后，教师阵容整齐，教学质量优异，社会威望日高。这期间，他曾把国文教员李广田和音乐教员瞿亚先创作的歌曲《我们是永久的少年人》，定为《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校歌》。歌词：“看！佛山常碧，明湖常青，趵突水常喷……我们的朝气常存，我们的精神常新！”激发了青年们的上进精神。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济南学生激于爱国热情，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求国民政府抗日救国。孙东生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校医等人去南京，以便随时解救学生。在请愿活动结束后，将全部学生安全带回济南复课。 1933年，他被省教育厅派往欧美考察教育情况，途经苏联，目睹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实况，曾欣然赋诗：“今夜月团圆，故国是仲秋。光明无限界，也应照中州！”这首小诗，当时曾引起一些人的挑剔和攻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侵入山东省。1937年12月中旬，他率领师生南下。1938年，经河南省许昌、南阳、赊旗等地，辗转至湖北省郧阳，学校改称“国立湖北中学”。他被任命为初中部主任。不久，武汉告急，孙东生又于12月1日，带领以济南一中为主体的数百名师生，沿汉江西上，经安康、汉中、广元等地，于1939年1月，到达四川罗江。学校被命名为“国立第六中学”。孙东生被任命为设在罗江的国立六中四分校校长。 在由鲁入蜀长途跋涉中，只要时间允许，他就组织师生上课，经常是以寝室代教室，以膝盖为课桌，但大家情绪昂扬，秩序井然。 孙东生常向学生进行抗战救国的思想教育。他亲自给学生朗诵并讲解杜甫的《春望》，激发学生爱国爱家的热忱。听讲的学生被感动得流泪。他鼓励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恢复旧山河！你们到后方读书，长大成人，就是为了抗战救国！”撤退途中，他关怀学生无微不至。在离开泰安时，他发现有个小同学掉队了，就立即派人把那个小同学找了回来，鼓励他不要想家，做个有志气的孩子。在从郧阳入川的途中，学生马玉平患疟疾，寸步难行。孙东生知道后，就顾“滑竿”让他坐。 在旅途中，孙东生还组织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赊旗镇，他支持音乐教员瞿亚先，成立了“山东省济南一中抗战救亡宣传团”，后来改为“狂飙剧团”，以戏剧、歌咏、壁报、绘画、演讲和魔术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从赊旗镇到罗江，上演的剧目就多达41个。剧团到达陕南恒口镇时，还开办了“救亡歌咏速成班”，不限年龄，不分性别，不收分文，凡自愿学习者均可参加。一天时间，报名者就多达40余人。开班后，通过教唱抗战歌曲，大大激发了当地群众的抗战热情。 这期间，孙东生还支持其长子孙冠文，同许多热血青年一道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孙东生组织六中四分校正式上课后，就开始在当地招收新生。同时，通过李广田聘请了共产党员作家陈翔鹤、方敬和陶稷农等来校任教。他在共产党地下小组帮助下，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学校面貌迅速呈现出一片蓬勃向上的生机。他同意并支持文史教师抛开部定教本，自选教材上堂讲课。国文教员李广田，除选讲一部分古典名篇外，主要选讲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和部分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他鼓励师生积极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因而读书会、壁报社、歌咏队、绘画组等恰似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师生争相订阅进步报刊，广为传阅革命书籍，抗战歌声此伏彼起，体育运动十分活跃。他大力支持李广田等创办文艺期刊《锻冶厂》。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仅出版10期，但影响却很深远。他还热情欢迎进步作家卞之琳、周文、沙汀等先后来校作客，向师生传播革命火种。因此，国立六中四分校这只“革命青少年的摇篮”，曾一度被人誉为“川北小延安”。著名诗人贺敬之，那时正就读于梓潼一分校，因慕四分校的良好校风，曾在1939年夏，冒雨步行100公里，到罗江要求转学。 四分校的进步校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便要在四分校建立“三青团”。孙东生婉转予以拒绝，在他任职期间，国民党和三青团等组织一直没有进入这所学校。 1940年上半年，有人向教育部密告孙东生，因而教育部下文“六中四分校教室内久不闻三民主义之名词，孙东生办学不力，调回教育部审查。”全校学生闻调罢课。教育部因查无实据，且怕事态扩大，只好放他重返学校。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也笼罩了这所学校。孙东生被撤职，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在学校建立，革命教师相继离去，20多名进步学生被捕下狱。到1942年春，教育部又下令解散了这所学校。但这个学校为传播革命思想留下了光荣的一页。1985年贺敬之为《德阳县教育志》撰写的题词中说：“……六中各分校地下党团结广大进步师生，为学习和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争取民主和进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法西斯奴化教育，进行了前赴后继的长期斗争。” 孙东生被撤职后，教育部暂任他为滇黔区中教视察员。在此期间，他发表了《战时中学课程的实施》一文，总结了他长期的办学经验。他主张教材教法都要联系实际。 不久，他又因拒不执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而被再次撤职。1941年10月，孙东生携妻儿远去宁夏省银川市筹办“银川中学”，但因马鸿逵的刁难而中止。1942年初，他又回到四川，先后任教于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川师、川大附中，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被何思源派回济南出任山东师范学院院长。 1948年济南解放，孙东生又回到山东省立济南一中。不久，调山东省图书馆整理古籍。1956年任山东省政协委员。1958年后他被错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1960年12月病故于狱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了他的问题，于1983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