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同志简介：

刘子超原名刘起亚，又名刘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等，广东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人，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生于一个自耕农家庭。1926年入兴宁县立中学初中部读书，参加了进步团体“读书会”，阅读了《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说》以及《响导》等进步书刊，并成为学生会的骨干之一，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先后吸收学校的一些进步同学加入共青团。带领同学利用假期到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帮助鲤湖乡农民成立乡农会。他的行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嫉恨，翌年初，学校以“煽动学潮，破环教学”的罪名，开除了他的学籍，他辗转去梅县，入东山中学就读。半年多后，因别人告密被捕，关押在梅县监狱。不久，越狱逃走，化装回兴宁，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0月，中共新圩支部成立，他担任宣传委员，与肖向荣等在新圩、水口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此后，中共兴宁县委驻水口机关遭敌人破坏，刘子超转移到上海。他改名刘苏华，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这期间，他悉心研究马列主义和国际共运理论，和“创造社”的潘梓年、潘汉年、傅克兴、彭康、李初梨等有着密切联系。 1929年春，刘子超到上海的华南大学工作，并先后担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和闸北区委书记。他设法筹凑资金创办浦江中学，并以此为阵地进行党的活动。曾撰文抨击由当时的托派分子和反动文人炮制的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1933年，刘子超再次被捕，由于他巧妙地保护自己，始终未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翌年监禁期满获释。此后，他一度和党组织失掉联系，但仍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他应一个熟人的邀请，到山西太原，在阎锡山处做客，在那里讲授社会科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子超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工作，那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十八集团军代表的名义在十一战区任联络处主任。经朱瑞的帮助，刘子超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9月，朱瑞以国民党豫北师管区的名义，开办“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刘子超为中共党组成员、训练部主任。12月，迁山西晋城，易名“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刘子超任校长。翌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决定，以华北军政干校为基础，建立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任司令员。10个月后，游击司令部编入八路军赵谭支部，刘子超任副司令员。 1939年5月，刘子超被任命为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宣传部长，6月，随徐向前、朱瑞同志来山东。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合并后，他仍任政治部宣传部长。为了作好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深入连队和人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针对他们的思想情况和国际国内形势开展宣传教育。这期间，他为山东《大众日报》写了大量的社论、专论和通讯等。他的文章都是说理透辟、针对性强，在动员舆论开展救亡活动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广泛团结文化教育界人士开展战时文化活动，刘子超于1940年4月3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展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的文章，揭露了日寇对我国实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的险恶行径，阐明了开展战时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方向。第二天，他根据党的指示，召开了山东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座谈会，大众日报社等各宣传教育文化团体代表及各地文化工作者约五六十人参加了会议，刘子超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并被推举为山东文协筹备委员，7日，文协正式成立，他是十六位文协成员之一。同日，他为《大众日报》撰写了题为《山东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的社论。 1940年前后，刘子超受党的委托，参与了山东宪政促进会的筹备工作。这年2月22日，他当选为山东宪政促进会的常务委员。28日，宪政促进会举行全委会，通过《山东省出席国大代表试行选举办法》。7月26日至8月26日，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在青坨寺召开的山东省联合大会，被选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分工参加教育组工作。他和组长杨希文等密切配合，努力工作，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非常活跃。 1941年11月初至12月中旬，侵华日军纠集了山东境内5万多日伪军，对我沂蒙山区进行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12月11日，刘子超同志随山纵机关转移到沂南县的上高湖一带时，突遭敌人的截击，他和同行的几十位同志几次英勇突围都没有成功。最后，他机警地埋藏好党的文件和笔记本，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