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江同志简介：

王振江，男，中共党员，安徽临泉老集人。 1939年9月，王振江经管挺、王树敏介绍，在老集加入中国共产 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同年冬，新四军六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党委派王继均（即李轩）到 临泉工作，继任中共皖北特委书记。临泉党组织为了给李轩搞个掩护 身份，由管挺发动老集同学集资，在老集南大街开设了一个“协兴文 具店’’。为避免敌人怀疑，就吸收了当地乡长于慈生、保长周传国为 该店股东作掩护。在此番安排下，聘请王继均为该店掌柜。同时党组 织派王振江为该店管账先生，配合李轩开展工作。 “协兴文具店’’实 际上是我党在老集的地下联络站和中共皖北特委机关所在地。 李轩时常安排王振江以小商人身份和买书购货为名，到迎仙店、 太和、沈丘、临泉、界首等地联络站送情报、搞联络。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党组织在“协兴文具店’’ 的地下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李轩及时作出决断，立即 结束“协兴文具店”的工作，及时转移地下党员，并安排没有暴露的 党员进行比较严格的地下隐蔽活动。 1941年2月，丁兆一、宋英到了王振江家里，把王振江带到界首， 住进了“益友筱商社”，在这里担任店员，继续为党做秘密通讯联络 工作。 1941年3月，丁兆一去外地购货，夜宿阜阳东北马店集，遭土匪 抢劫。小商店因此缺少了本金，断了资金链，几乎无法开张。王振江 和丁兆一、马建中、董种珊只得重新筹集资金来巩固这个联络站，以 便拥有合适的掩护身份和职业。当时，由马建中、董种珊、丁兆一等 出面集资，又吸收刘润华为股东。大家商议，因为原经营文具，经常 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很容易引起特务的怀疑，所以就合计改做棉花和 土布的生意，将“益友筱商社’’的招牌改为“益丰花布行’’。 当时，这个花布行里经常有三个人，即：作为管账先生的王振江， 当学徒的刘润华，还有一个当伙计的小李，小李每天只是默默地干活， 不停地往口袋里装棉花。其实，这个小李就是组织上派来的李文钦， 他是中共沈丘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也是中共界首特支的领导人之 一，在这里他化名李敬之，因为他是山东口音，怕引起怀疑，所以他 一般不公开说话。王振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护李文钦，尽量不让 他说话，不让陌生人与他接近。 其间，界首党组织接到一项任务，就是把粮食运到黄泛区，支援 黄泛区群众的抗日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却封锁了河道和陆路，对来往 行人严格检查，不准把粮食运到黄泛区。这时，党组织派王振江利用 社会关系从某乡政府搞到了一个证明信，并打通了关节。界首党组织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运出了多达50多万斤的粮食，有效地支援了黄 泛区的抗日斗争。 1941年至1942年间，敌人嗅出界首共产党的活动，因此多次戒严， 进行搜捕。一天夜里，警备司令部发出信号弹，对界首、刘兴、皂庙 三镇进行全面搜查。可是很不巧，这天闫崇亭经党组织介绍刚刚来到 界首联络站。由于突然发生这一情况，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闫同志 心慌意乱，开门要走。王振江随手把他拉了过来，并透过门缝向外看， 只见许多士兵在门前走动。敌人已经封锁街道。王振江急忙让闫同志 睡在他的床上，并用被子盖好。他自己站在柜台边强作镇静地等待着。 进来几个敌人，开始从“益友’’的后院搜查，他们把住在此店的 两个中学生和三个客商都搜了出来。当查到外屋的柜台边时，因光线 弱看不清，柜台又是土坯垒成的，进出口狭小，过往很不方便，几个 人又看到王振江表面平静闲若无事，就不再往里进，只是其中一个领 头的举了举手里的桅灯，向前探了探身子，往里面内间的床上看了看， 随口问道：“这是谁在里面睡？”王振江立时警觉起来，忙连声说道： “是我，长官，我就睡在这里面。’’敌人回头看了看后，便一挥手说 “走”。闫同志安然无恙，王振江一颗悬在喉咙的心才算平静下来。 1942年春，有个叛徒跟踪王庶平来到皂庙小学，装疯打闹，查看 情况。过了两天，又直接去找王瑞平，见面后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当 天晚饭后，党组织送来紧急信件，要求当晚10点前送到皂庙小学。于 是，王振江和小马（继先）机智勇敢地把“紧急信件’’送给王瑞平。 王瑞平一看：上级决定，界首等地的党员全部转移到大别山区。于是， 马翔九、王瑞平、丁兆一、马继先等党员都相继及时转移，离开了界 首。 后来，李文钦又来传达上级指示，要中共界首特支的重要成员王 振江和董种珊、马建中、程兰谷、刘润华利用有利条件留在界首，埋 伏隐蔽，坚持工作，继续搜集情报。于是，王振江仍在界首以花布行 的生意为掩护，继续为党工作。 1942年，虽然少了些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但李文钦、李彬、王 宇等上级领导，还偶尔到界首来，了解情报，指导工作，王振江感到 很温暖，心里比较踏实，依然寻机为党工作。 1943年以后，上级领导就几乎不再来了，王振江心里很着急。原 来，这年的春天里，李文钦和宋英二人在新县卡瓦房与敌人遭遇，战 斗中，宋英被俘，李文钦壮烈牺牲。之后，王振江和董、马二人与党 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4年，由于董种珊、马建中、程兰谷都因工作变动，相继离开 了界首。4月间，王振江也离开界首，回到了临泉老集。 1948年，李轩同志随中共中央华东局转战到阜阳，在阜阳召开皖 北地委会议时，分别为王振江和马建中写了恢复组织关系的证明信， 王振江才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解放后，王振江相继在老集区委、老集供销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