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县物资总公司 刘桂兰。在妇救会的日日夜夜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山东胶东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都公开地活动起来。苇乔村三面环山,村里大多数农民给地主作长工,吃了上顿没下顿,真是饥寒交迫,一年的收获从年头吃不到年末,要饭的也有。1946年开始土地改革,当时我任村妇救会主任,才17岁。村里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由于群众觉悟比较高,分地也比较顺利。 1947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进攻胶东解放区。村里有户富裕中农,绰号叫“使棒棍子”,是日伪时期的村校董事长,村校的费用都是他一个人来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村民负担特别重,穷人的孩子没钱念书,有些村民被迫借钱送礼给他,否则休想在校念书,因之此人民愤极大。 敌人进攻离我村20里地时,“使棒棍子”就立刻投靠国民党军队,其老婆和大儿子也像疯狗似的猖狂起来。国民党进攻扫荡,形势十分紧张,乡政府一时也联系不上,对开展工作极为不利。因此决定成立临时法庭,以打击“使棒棍子”的嚣张气焰,为民除害。一天夜里,由民兵连长刘明刚、青妇队长刘丰令和妇救会主任的我,带着民兵和青妇队,经过化装,来到“使棒棍子”家,操着南腔北调对他老婆说:“你男人在‘国军’当官,‘国军’要来接你们,你把这个村子里哪些人是共产党,哪些人是什么干部告诉我们。”“使棒棍子”的老婆和大儿子果然一一告密了。迫于形势紧急,我们当机立断,把这个女人和她的大儿子带到村办公室,审讯后押到了村外就地枪决。(后来听说这个女人没被打死,逃跑了。) 为了对付国民党军队扫荡,我们组织村里的民兵、青妇队员兵分两路,一部份人组织群众到山里躲起来,另一部份男民兵站岗放哨,女民兵去村头埋地雷。敌人离村子没有几里远,我们就和相邻郝家村民兵联合起来,埋了几里路的地雷。埋好后,我们在村东西山头上,观察敌情,前头敌人踏雷炸死九个,不多久又炸死了几个,这时敌人再不敢前进,狼狈地逃跑了。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进犯我村了。 我们发动村里身强力壮的男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上了前线,剩下的年老体弱,妇女儿童任务很繁重,要组织生产自救,维持社会治安,又要警惕敌人破坏和组织群众支援前线。三十岁到四十岁的男人到前线去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民工对伤病员象亲人一样关心照顾。一次,我村担架队中有个叫刘廷基的民工,在路上正抬着担架,一个重伤员忽然要小便,但他又不能动弹,怎么办?刘廷基二话没说,就把自己吃水的杯子给伤员接小便……象这种事例在当时是举不胜举的。由于我村支前工作做得好,上级为我村召开了庆功表彰大会,男女民兵和广大群众支前情绪更加高涨,整个村子里男子都奋力支前,女子做军鞋,缝军衣。当时有个军工被服厂在我村,九月份要送军衣到军队,厂里来不及做,就请村里帮助。我们发动全村妇女分九个小组去支援,任务紧的时候,我们连觉都不睡,几天几夜的突击完成任务。 我村有个老妈妈名叫翁彩花。她把三个儿子送到部队参军,后来有一个牺牲在前线。她虽然是60多岁的老人,但干劲十足,和青年一样每天东跑西奔的工作,我们有时遇到一些群众中存在的难以解决的思想问题、困难问题,只要她一出面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