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树青同志简介：

林树青( 1916.6- ) 原大连市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山东 莱西人，中共党员。 1938年2月，经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 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6月 加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期间，历任抗大5大队5队学员、文书，l大队4支队文 书，延安马列学院学员、组织科干部，中央 研究院研究员、组织科干部，中央党校3 部组织科干部。 1945年8月随东北干部大队赴沈阳 工作，同年11月被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 部分配到中共大连市委工作，任情报科科 长。同年12月在去惠民医院工作途中， 被国民党潜伏特务击伤。1946年8月， 社会部与市公安总局合并，任公安总局分 局副局长，后任总局（后改为市局）政保处 副处长、处长。1954年1 1月，任大连市 公安局副局长，1957年5月任党组副书 记兼副局长。1960年6月至1961年6 月，主持市局工作。1977年7月任大连 市第一轻工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1978年8月任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党组副书记。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 在公安局工作期间，破获过多起重大 美蒋特务、日本特务及反革命案件，受到 国家公安部的表扬。主管警卫工作期间， 曾负责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 富春、薄一波等来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安全保卫工作，受到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 员长的口头表扬。 1983年6月离职休养。 1937年9月3日，我所就读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虽然按期开学，但并未开课。因为“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又相继打响。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同学们已无法安心上课，纷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我在读初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此时便毅然参加学校的抗战宣传活动。当时平津流亡同学会十分活跃，我校成为他们的大本营之一。同学们在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影响下，在本市救亡组织领导下，抗战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学校食堂成了发布抗战消息和党的号召的宣传阵地。后来我校同学会并入平津流亡同学会。为避开战火，我校准备南迁湖北成立联合中学。我没有去，而参加了同学会在学生中成立的学兵队。11月，济南已闻炮声，“学兵队”准备开到豫北前线国民党一八一师石友山部去改造旧军阀部队。15日晚，我们奉命到济南火车站，爬上一列向南开的敞篷火车。在蒙蒙细雨中，火车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到达开封。由于下雨，有些同学感冒了，我的脚因不慎受了伤，难以行走，便临时留在开封，在开封第七伤兵休养院对伤员作慰问宣传。不久，因国民党院方怀疑我们在做赤化宣传，禁止了我们的活动。于是，我与何学参等人，又以同学会的名义，乘火车去了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铁佛寺分院。在那里我参加了打托派头子张慕陶的活动。不久临汾告急，在日寇追击和轰炸下，学校急忙转移。在小船坞渡黄河到了陕西宜川县境，校部驻扎在宜川的郊区（黄河西六、七十里外）。得知民族革命大学又在黄河边桃渠村成立随营分校，我便立即赶往分校。在分校我与中共地下党员王利宝编在一个班，通过接触，彼此更加了解。他知我在临汾参加过同托派头子的斗争，很相信我，便问我愿不愿意去延安？我当即表示愿意。他随即给我①写了一封推荐信，交校部政治处杜若牧同志，让我与宋明祥（解放后在北京邮电学校做领导）、高分简（解放后任沈阳部队装甲兵司令部副政委）3人一起找杜若牧同志介绍我们去延安。这样我们便于夜间开小差溜走，天明时在政治部见到了杜若牧。他见到我们十分高兴，并鼓励说：“那边很欢迎你们这样的青年人去学习。”我们立即带上介绍信向延安方向奔去。两天后在金盆湾见到八路军的岗哨站，两位哨兵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将所带枪枝弹药都交给他们。当时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心想这才是真正得到了解放。我真想面向南边国统区，大喊一声：“永别了，1日世界！” 到了延安，我们住在南门附近的中组部招待所，受到了热情照顾，并接受组织考察了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们填写的一张表的两边写着“组织上越了解你，对你的分配使用越恰当”的提示。一个多月后，我们被分配到延安抗大五大队学习。我们到达延安后，又陆续见到了一些由民族革命大学开小差来的同学。他们告诉我们，你们开小差走后，校领导大发雷霆，声称要捉回去枪毙，杀鸡给猴看。但他们弄错了方向，从桃渠村沿黄河边一直向北追去。我们是先向西到了校部，然后才转向北，因而他们扑了个空。抗大五大队地处延安东门10余华里外的柳树店村。当时大队长是何长工，协理员是钟伟，特派员是王泰和。共有5个队（含一个女生队）。我在五队学习，队长是杜义德，指导员是叶世政。军事课依照《步兵操典》，从单兵队列训练到整体队形变换，从步枪、机枪的使用管理到实弹射击，从游击战基本原则到野外战术演练以及夜间作战特点等，内容丰富。政治教育有社会发展史，现代革命战争史。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使我们了解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满最幸福的社会制度，是我们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劳苦大众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政治教育花的时间最多，教师讲得比较系统，使我初步形成和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此外，我们还经常到校部（即二大队所在地）去开大会、听报告。毛主席就在这儿给我们做过t《论持久战》的报告。记得他的衣着极为朴素，裤腿上还有一个补钉。他生动地论述持久战的根据和理由，批驳速胜沧和亡国论，使我们对抗日战争有了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在五队学习期间，我的政治觉悟、文化知识和军事本领都有了很大提高。经队长杜义德、指导员叶喜政介绍，光荣地加人中国共产党。后又到队里做文书工作。1938年10月末，杜义德队长和其它少数人，调往前方太行山工作。我和余下的学员大多编到瓦窑堡一大队四支队一中队继续学习。大队政委是胡耀邦，大队长是王建安。我们一中队队长是张力雄，指导员由政治处温干事代理，我仍做文书。在这里，我参加过大队召开的积极份子大会。在那次大会上，胡耀邦就三大作风讲了一整天，给我们上了一堂十分深刻的政治、军事、作风教育课，使我深受教育。1939年3月，我队结业了，学员都陆续分配了工作。我由于稍有文化，被送去报考延安马列学院，后被录取。从此结束了抗大的学习生活。抗大对我的培养教育，使我受益终生。《由国统区到抗大 林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