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至1941年,我和朱琳同志同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第二大队政治处工作,他任宣传股长,饶洁同志任干事,我做民运工作。朱琳原是南京大学学生,“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他弃学奔赴陕北参加革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不畏艰难,和大家同甘共苦,勤奋工作,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大队政委刘惠东、大队长王泮清、政治处主任魏升源等领导同志对朱琳的务实好学精神都很赞扬。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山东分局朱瑞同志派我和史屏去华中局找少奇同志。我离开抗大,告别了朱琳同志。此后几年,与朱琳同志失去了联系。直到1947年,才从李志和同志信中得知,朱琳病重,住进了哈尔滨市孔氏医院。当时,朱琳同志担任黑龙江北安军政干校政委,因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肺病。治病期间,我多次到医院看望他,他总是热情地与我谈工作和离别之情,盼望能早日康复回干校工作。朱琳同志病危之时,曾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某人是国民党三青团员,接触时要警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关心的依然是党的事业。 朱琳同志临终前,对结婚只有一年已近临产的妻子说:“人总是会生离死别的。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好爱人。要好好地抚养孩子,我将含笑九泉。”并用最后的一点气力给党组织和同志们写了一封告别信: 告别我最亲爱的党的组织与同志一封信 当我最后告别我最亲爱的组织与同志的时候,我有着无限的热爱与留恋。10多年党的教育和实际斗争,更加深刻的觉悟到阶级的苦痛与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同时也更多一些懂得如何更好的为阶级解放更有效地消灭敌人。10多年党所分配给我的唯一的工作岗位是教育,从我个人说来10年多做·样工作尚未做好,但我们抗大光荣的传统作风和丰富的教育经验却不断地提高着我。本来我应是更好为党工作为阶级服务的时候,町是由于我爱护身体不够,虽然组织上的爱护、同志的关心和我个人的最后努力,终于是一病不起了。但是亲爱的组织和同志们,我病死在党的旗帜下,在教育工作岗位上,我却感到莫犬的光荣和愉快。最亲爱的组织与同志们,我去了!日益强大的我们的队伍在我们伟大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党的中央领导下,将不会给革命的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一直到最后把敌人彻底消灭。最后我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党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朱琳敬礼(签字盖章)1948年2月23日这封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充满挚爱情谊的绝笔信原件,至今仍珍藏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 朱琳同志逝世时,年仅28岁。《怀念战友朱琳同志 张鸿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