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黎光同志简介：

宋黎光(1926.2- ) 原大连造船 厂《造船工人》报主编。山东蓬莱人，中共 党员。 1942年2月参加八路军，为山东蓬莱独 立营战士，后人蓬黄福联合中学学习。1947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为胶东军区学 兵团战士。1944年入抗大1分校学习。 1945年调东北工作。1946年2月，任 大连广播电台记者。后入旅大市警官学校 学习。毕业后，任大连广播电台采访科科 长。1953年，调任401国防工地广播站站 长，后任301国防工地广播站长。1953年1 月，调大连造船厂工作，主持创办了大连造 船厂厂报《造船工人报》，任主编。 1985年离职休养。宋黎光 男 73 一分校 大连造船厂厂报记者 中山区捷胜街8号5-7 2730556 1926年正月初七，我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金荣山区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长年在安东同昌顺纺织厂当账桌先生，母亲勤俭持家，吃糠咽菜，拉扯我和姐姐弟弟艰难度日，过着仅次于乞丐的生活。 1942年，我刚刚念完小学，家中实在无钱再供我念书，又赶上抗日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区青救会主任刘伯英同志的帮助下，我决心当一个小八路，投奔到蓬莱县独立营一连任通讯兵。 半年后，由于鬼子残酷的“扫荡”，连指导员李天祥怕我年龄太小经受不了，就写信介绍我到崖前县革命根据地公费求学。1943年，转调到崖下胶东学兵团受训。秋后鬼子“扫荡”到桃村，学兵团被迫临时解散，离家近的同学，各自回家。我离家太远，又是敌占区，没敢回家，疏散到侯崖村认了干爹干妈，躲过鬼子“扫荡”。 1944年5月，蓬黄初联中与北海中学合并为北海联中。不久，我就奉调到山东省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一分校学习。在去抗大的途中，又碰上鬼子“扫荡”，我们共六七十人，被逼到掖县一带山区里，没有枪，没有自卫武器，只有带队的苏指导员有一支匣子枪，无法与鬼子拼搏，只好躲在山沟里，吃地瓜干，喝地瓜叶汤，连树上尚未成熟的苦沛子，EIl被我们吃得一千二净。好容易熬过鬼子“扫荡”结束，我们才赶往抗大驻地——沂蒙山区根据地。抗大密名为沂水大队，共8个队．，我们这些从山东省多个中学调来的学生兵，编在七连和十二连，我编在七连一排三班。 我们第一次穿上军装，背上手榴弹和步枪，外加一个背包和书包，开始了抗大的正规学习和训练。主要学习政治与军事，学习革命道理，练过木马、单杠，爬障碍，过独木桥，还学过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埋雷、踩雷、拉雷和连环雷）。学习一年后，身上背的四棵手榴弹都摩得精光锃亮，可惜，一颗手榴弹也没捞着放，因为我们是抗大培养的“宝贝兵”，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日子里，一直受着特殊的保护。 1945年8月，山东抗大突然接到命令，开始进行急行军，究竟要往哪里去，谁也不知道，上级通知绝对保密，连往家里写信都木允许。每昼夜急行100多里路。夜间行军时，怕失掉联系，每个人背包上都拴着一条白毛巾，后人拽着前人背包，打着磕睡缓慢前行。直到到达龙口，看到了空中的苏联红军的飞机，才知道日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到龙口后，才知道要乘船去东北，因一时没有渡船，学校政委梁必业火冒三丈，命令用老百姓的门板搭成木船，火速奔赴东北。于是，我们全校1000多名同学，登上数十条风船，经过4天4夜海上周旋，冲破国民党军舰的骚扰，终二j二在庄河登陆。 在庄河只住了一天，又开始进行长达两三个月的徒步行军。先到丹东，听说国民党要空降兵团抢占沈阳，我们又奉命到苏家屯，等待国民党空军降落，就地歼灭。到了苏家屯，等了好几天，没有动静，我们又奉命进驻沈阳。在这段行军过程中，山东抗大8个队，其中6个队都是些老兵，富有作战经验，每逢碰到敌伪残余势力骚扰，便出击作战，很快消灭敌人。我们七、八连的学员大多是十匕八岁的学生兵，但个个能写能画，会演会唱，每到一地给老百姓挑水，走门串户访贫问苦，大唱抗日歌曲，大演抗日戏剧，情景十分热烈。 当我们全校师生撤离沈阳继续前进时，老百姓夹道欢送，摆茶水，送鸡蛋，满含热泪，恋恋不舍。后面还紧跟着要求参军的年轻人，成群结队，真正体现了抗大是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在通化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上，学校政委梁必业说：“我们历经数月，步行千里，取得了重大胜利！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崇高威望在东北老百姓的心中大大增强，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迅速消失。我们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关于争取先机，挺进东北，先占领大城市，抢出重要物资，然后到农村，发动群众，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的伟大战略部署。” 1945年11月，山东抗大在通化改建为航空、坦克、炮兵三个学校，我被分配在坦克学校。后因大连需要政治干部，我们在丹东又参加了一个多月的短期政治学二]班，就奉调到大连。 到大连后，我穿着军装，背着枪先找到离别4年多的父亲柜上——安东同昌顺纺织厂，父亲戴着一副老花镜，看了半天没敢认我。当我说我是“虎子”时，父亲竟惊讶地说：“啊，虎子你没有死啊！”原来和我一起参军的两个人，一个被鬼子抓去，被鬼子用农民打场用的石滚子压死了；另一个名叫宋佩贤的女教师，被鬼子抓去受辱后，跑到安东元宝山出家当了尼姑。是她告诉我父亲，说我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被鬼子打死在一个小沟里。 接着，父亲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本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书给我看，并连声称赞道：“毛泽东真是好样的，定能一统天下。”说着，他又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你这条道算走对了，当八路都是些好样的！” 1946年1月31日，我们政治学习班的14名同学，在后来任沈阳市长的宋光带领下来到大连，大多数同学被分配到各区公安局工作，我和另一位同学被分配到电台做编辑工作。从此，我脱下军装，放下枪杆，拿起笔杆，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 开始时，我作为一名“土包子记者”，真不知从何下手，更不知道如何把收集来的素材，写成稿件供电台播出。好在我认识了《大连日报》记者岳民同志，在他指导下，我学会了如何采访，如何写稿。我白天采访，夜间写稿，熬得眼红脑胀，睁不开眼，我就用湿毛巾擦头洗脸，清醒后再继续写，经常是通宵达旦，有时一天能写好几篇稿件。从此，在大连广播电台“地方新闻”节目里，逐渐增加了我所采访报道的最新新闻。《 从抗大学员到新闻记者 宋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