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雨民同志简介：

宿雨民 1921年6月出生，1945年10月参加革命。历任战士、指导员，济南铁路公安处股长、科长，济南地区党委宣传部长，济南铁路局党委组织部副部长。1982年离休。 解放前，因为家里穷，没上一天学，13岁时还闯过关东。是党把我这个穷孩子引上了革命的道路，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入党，曾参加过著名的济南战役，并荣立战功。上世纪五十年代，组织上又送我到铁道部党校学政治、学文化，使我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我实实在在感到，比起党给予我的，自己就是把毕生都献出来，也难以报答党的恩情。虽然离休了，作为党员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一） 1992年的一天，路局党校一位领导同志找到我说：“老宿，我们现在正集中对学员进行党课教育，你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就来为年轻人上一堂发扬光荣传统的党课吧！”我听了十分高兴，就像当年接受上级任务那样，愉快答应下来，并立即进入工作状态。周末，儿孙们回到家，我也顾不上像以往那样与他们交谈，依旧埋头整理讲课材料。饭桌上，孩子们劝我，“爸，70多岁的人了，轻轻松松过日子多好，这样苦累自己，我们作儿女的都不忍心。”虽说满足于天伦之乐没什么不妥，但不能为党分担点工作，总感到缺少点什么。我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面对无数先烈，我们这一代活着的人更多了一份责任，关心教育好下一代是党对我们的召唤。 从1992年开始，我应邀担任了济南铁路机械学校、济铁成人中专、济铁八小等学校的校外政治辅导员。1996年路局机关关工委成立讲师团，聘我为讲师团成员。在对青年职工进行革命传统、理想信念教育活动中，我多次到路局机关团训班、路局设计院、车轮厂、计量所等单位为青年职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虽是些编外职务，也没有什么报酬，但我却尽职尽责全身心投入。有时为了备好一堂课，经常废寝忘食地查资料、写教案。开展中华美德读书教育活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要我前去辅导，我从历史的回顾和亲身感受，广征博引地论证了中华美德的博大精深。课后，同学们说“宿老的政治课我们爱听”。一位名叫佳慧的女生还递给我一首《致爷爷》的小诗，诗中这样写道：“你从硝烟弥漫中走来，你从枪林弹雨里冲出。你的皱纹里写满故事，你的眼神装满期望。你是人民的骄傲，你是我们的榜样。爷爷，请你放心，你的信念是我们的永恒。靠党培养，永报党恩也是我们无悔的选择。”这不是对我个人的赞誉，而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信赖。使我更加感到一位老党员的责任。 同时，我还在机械学校担任了两届兼职班主任的工作。数年间，我和年轻学子们朝夕相处，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品德、学习成绩都挂在我心上。96级学生李德庆入学后，情绪低落，一度学习成绩落后。这个来自鲁西南农村的学生，因家境困难，产生了辍学的想法。我约他到我家做客，开导他说，“我理解你为母亲分忧的心情，你是个孝顺孩子。但你没想想，在家庭生活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父母为什么仍送你出来上学？你应该明白，珍惜光阴，刻苦学习，是对父母最大的宽慰，也是对家庭最好的分忧解难。”同时，我也从经济上不断给他一点接济。李德庆慢慢卸下了思想包袱，经过一个学期的刻苦努力，他的学习成绩进入前八名，后跃居第一。毕业后，分配到铁路单位工作，工作中他积极努力，不断进步。他满怀感激地给我写信说，永远忘不了我这个“爷爷”老师给他的帮助和教育。近12年中，我重点帮助过的许多学生，有的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成为学生干部，有的还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看到孩子们健康成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1995年春天，我的儿子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因医治无效去世。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使我的精神备受打击。那些日子里，儿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一幕幕在我脑海里翻腾。在我万分痛苦的时候，我想起了更多的孩子。我强忍悲痛，按照排定的计划，如期出现在三尺讲台前。那些天，同学们听讲的神情格外凝重，我讲课的思路比任何时候都清晰。我知道，是孩子们给了我战胜痛苦的力量。 2002年春节前夕，我因晨练不慎，造成脚腕骨折，打了两个月的石膏。恰巧，3月份有我承担的《中华美德》读书教育辅导课，听到我受伤的消息，学院领导到我家看望说，宿老，你的腿脚没好利索，辅导课暂时拖延也可以。我想，已经定下来的事，怎么能因个人的缘故耽搁呢？于是，我拄着拐杖按原定时间赶到课堂。从我家到课堂的几百米路，那天，我走得比较艰难，但能为下一代健康成长做点事情，感到无比欣慰和满足。12年，我先后写下了30万字的演讲稿，约16万人次听了我的演讲报告。 我的努力，得到了组织的肯定，获得了社会的认可。1994年以来，连续10年被路局机关党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6次被全国铁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授予“优秀校外辅导员”称号。在全国青少年“寻伟人足迹、学雷锋精神”理想教育读书活动中，获“优秀指导奖”等多个奖项。 （二） 我是1945年在家乡参加革命的。据档案记载，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1945年10月1日。这个时间，是当时为了方便记忆随手填写的。现在看来，刚好享受不了老战士待遇，生活待遇上能差一大截子。当年的老首长、老战友劝我找一下组织，并愿为我出具参加革命准确时间的证明。我认为，这样做就是向党伸手，给组织添麻烦。婉言谢绝了老战友的好意。 1993年，中央提出“抢救党史”的要求，我应邀参加了泰安市委组织的泰西支队战争年代回忆录的搜集整理工作。历时3年，我凭着对党、对历史的负责，走了全国三分之二的省市、自治区，访问了百十位老战友，对初稿6次修改，并参加整理成书的工作，最终形成了近6万字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泰西县大队》史料。这期间，我没有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更没有接受泰安市委的任何照顾。当时路局党委领导非常支持地方党史的编撰工作，指示有关部门，按出差待遇办理。我想，虽是因公出差，可并没太大的破费。我放弃了领取差旅费的照顾。史料整理出版后，泰安市委党史办的同志，把1800元的稿费送到我家，我执意不收。他们说：“按规定，这是你应得的，一定得收下。”最后，我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在支付单上签了名，遂将这笔钱请他们转交泰安市委，捐献给当地农村希望工程。 1993年，铁路机械学校将近千元授课补贴交给我，我原封不动地将这笔钱捐给了贫困落后的陕西省佳县希望小学，盼望着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能更好地学知识、受教育。佳县人民千里迢迢送来荣誉证书，上面写着“东方红故乡人民感谢您为捐建希望小学献出的一片爱心”。我对他们说：“关心教育是社会的责任，也是我这个老党员的责任。”后来我与所担任校外辅导员的学校约定，凡我的讲课费，如数资助贫困地区家境困难的学生。 我离休后享受副局级待遇，按有关规定，许多事情可以向老干部部申请用车。但在离休后的22年里，无论是学习开会，还是参加社会活动，我从未用过公家一次车。有需要用车的事，都是乘公交车。2002年春节前夕，老干部部门的同志听说我脚腕骨折，执意派车送我到医院治疗，被我回绝了。是女儿打车送我到医院的。我始终这样认为，规定的待遇是组织对我们老同志的关怀，作为个人，不一定非享受不可，自己能解决的事，就别麻烦别人，更不要轻易去麻烦组织。 2000年6月，路局机关为离休干部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房源是二七新村小高层的新楼房，无论在房型设计、建筑面积，还是在地理位置上，都优于我现在居住的70年代末建造的住房，按照分房规定，我完全有机会调入新房。但我放弃了。我感到，毕竟新房的数量不多，再说，不少老同志的住房条件还不如我。分房办公室的同志也多次征求我的意见，我对他们说，“这已经很不错了，住旧房也挺好。”我时时这样提醒自己，比起为国捐躯、长眠地下的战友，我已足够幸运了。欣逢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飞速提高的改革盛世，我更是满足。若为个人得失给组织添麻烦，实在不应该，更不值得。我这辈子没有别的奢望，只求在有生之年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