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建国同志简介：

耿建国 我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由于我父亲教 私塾，同时当中医和开中药铺，我三哥、五哥 也在外教私塾，大哥二哥四哥都是木匠，虽 然是贫农家庭，但生活并不特别困难。我是 家中兄妹中最小的一个，又是唯一的女儿， 父母把我当作掌上明珠，哥嫂也都喜欢我。 我和侄女军光，从小就渴望读书，但由于旧 社会的封建礼教，不让女孩读书。我在父母 面前极力争取，终于得到同意和支持，我和侄女军光鼓足了勇气， 跑到父亲的学堂里上了三天学（学堂就在我家后院）。因学堂里全 是男孩，旧世俗的偏见和非议，父母也抵挡不住，我和侄女只好退 出学堂，回到家中，叫爷爷教我们识字、念《百家姓》、《三字经》等。 当时的封建势力是非常顽固的，在农村更是如此，女孩没有读书的 资格，更谈不上远离家乡参加到革命斗争中去了。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乡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区，后来逐 步扩大为根据地，因此，八路军常来常往，还有八路军的女干部来 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那时经常有“书官”到我父亲的学堂里卖笔 墨砚台，后来知道这“书官”就是我党的地下联络员，我父亲也是地 下工作者。我父亲是1941年上半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学堂就是 我党地下秘密联络站，负责传递情报工作。当时我父亲和“书官” 常讲革命故事和胜利消息给我们听，八路军的伤病员也时常住在 我家养伤，都由母亲和大嫂精心护理，耐心照顾。我的五个哥哥中 当时有四个是中共党员，我家因对革命有功，县人民政府送过两块光荣匾，匾上写着：“全家抗战、革命家庭”。此匾现在济南市博物 馆陈列室。（解放战争时期我家共有十名中共党员，大哥在孟良崮 战役中负伤，为三等残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口号是打败日本帝 国主义，解放全中国！那时父亲、哥哥都不断地讲抗战救国的道理 给我们听，我和侄女在这样的家庭熏陶和影响下，对革命、对抗战 救国逐步有了认识，对参加抗战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当时我不足 十八岁，侄女军光十五岁，我们私下商量：去参加抗战，跟着共产党 走！冲破阻力，去当八路军！就这样悄悄地商定用“逃跑”的方法 去参加革命，并对逃出去的方法和路线以及俩个母亲知道后怎么 办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这段时间内俩个母亲都毫无察 觉，她们想不到我们会离家出走。 1944年9月1日趁天不亮，大家正在熟睡，我和侄女军光轻 轻起床，溜出了家门。为了尽量缩小目标，避免俩个母亲追赶，我 们决定分头跑：我向东坡跑，侄女向西坡跑，总的方向就是县委和 县妇救会驻地白炭窑村。当时我们内心很紧张，不敢走正路，专拣 农田跑。我在跳过一块梯田时不慎右腿跌伤，无法正常行走，最后 连滚带爬地到了目的地。当时的县委书记胡寅（后来解放四平战 斗中牺牲了）、县妇救会主任李爱民及其他领导同志都热烈欢迎我 们参加革命，并亲自接待了我们，还叫伙房做了很丰盛的饭菜招待 我们。 天亮以后，家人发现两个姑娘不见了，都急坏了，漫山遍野地 寻找，但毫无踪影。当天下午，我们俩人的母亲来到县委，才找到 了我们。当她们得知我们俩人是离家出来参加革命时，无论如何 也要把我们拖回家去，因为她们知道干革命吃苦，随时都有牺牲的 危险；而且社会舆论也受不了，那时我们那里南北两庄，甚至全县 也没有这么小年龄的少女参加革命的。后来，县委、县妇救会的领 导对俩位母亲作了思想工作，讲抗战道理，再加上我和侄女铁了 心，认定走革命路是对的，为了抗战，吃苦不怕，牺牲也不怕，坚决不回家。就这样，两位母亲哭的很伤心，最后依依不舍地回了家。 我和侄女离家出走，在我们家乡那一带当时成了一件奇闻，我和我 的侄女也成为传奇式的人物。 县领导送走母亲后，随即分配我们俩人到县妇救会工作。由 于我的腿摔伤，行走不便，胡寅同志叫我骑着他的马到五里路外的 村庄寻医治腿，直到痊愈为止，使我亲身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 暖。因当时是处在战争环境中，鬼子时常出来扫荡（鬼子据点离我 们村只有18里路），组织上为了保护我们两个女孩，统一给我们两 个改名换姓，都姓外婆家姓，我改姓李，侄女改姓崔（此外还将姑娘 的打扮全改掉：摘掉耳环，把留海梳上去，一条长辫子盘起来，做成 网子头，使人看上去象一个少妇模样）。直到1948年济南解放后， 我们姑侄两人才改成真姓名。 在战争环境中，由于吃苦、耐劳、不怕死，出身又好，所以，我在 “抗日建国干部学校”学习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10 月），满了18周岁转为正式党员（1945年1月）。我的侄女军光 1944年12月干部学校结束后分配到部队做卫生医疗工作（在华 野十纵），经常在枪林弹雨中救治伤员，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八大战役。我在后方工 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群众都称穷八路军），那时一天只吃两顿 饭，有时两顿饭也吃不上；有时到了吃饭的时候，还得拿着小篮子 到老百姓家里要点窝窝头来充饥。而且，身无分文，又是在白色恐 怖的环境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没有固定的住处，有时一夜要 移动两个地方或村庄。到了冬天，地上冻的冰有尺把厚，夜里移动 地方，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地上又滑，还都是坑坑洼洼的山路，无 法直身行走，有时我们要用手和脚爬行前进。每到夜晚，用老百姓 的一小捆干草铺在泥地上，盖一条小薄被（从家里带出的），两个女 同志互相搂着腿和脚取暖睡觉，有时冻的小腿抽筋痛得醒来。那 时穿衣更是困难，有时发套粗布衣，有时还得向家里要衣穿，鞋子是自己做的。直到进入济南市后的冬天，还没有穿上棉鞋。 在当年战争时期的后方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 众参加民兵，保家卫国，并动员男女青年参军和参加革命工作；同 时组织妇女纺纱、织布、做军鞋支援前线；再就是发展新党员，壮大 我们党的队伍。当年被我动员出来参加革命的同志中，有的后来 牺牲了，有的在宁夏工作，有的在山东工作，还有在浙江杭州工作 的。 1948年8月15日济南解放后第一天，我和一批同志奉命进 入济南市区，在军管会工作。当时一踏进城门，脚底下踩的都是国 民党军队的死尸，城墙上横七竖八的也有许多。因此，军管会命令 第一步的工作是掩埋死尸，清理城市。就这样各人分管一块地方， 组织民佚，首先挖坑，随后将尸体集中起来掩埋。当时每人发两个 口罩，撒上药水还是挡不住刺鼻的尸臭味。在掩埋死尸的过程中， 发现了两位我们自己的同志，面目已看不清，只是从胸前戴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标志中认出，都是在城墙不远处发现的，估计是攻 城时抱炸药的同志，牺牲后未被救护人员找到。当时我和一位较 忠厚的民侠，带着深深的阶级情、同志爱，找了一块好一点的地方， 挖坑将两位同志分别掩埋好，并自己动手制作了两块长木牌，上面 写着“解放军同志墓”六个大字，作为标志埋在墓前（便于今后寻 找），然后我们两个人跪在墓前向两位英勇牺牲的解放军同志默 哀，这时我们都哭了。此时此刻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他们 和我是同龄人，这些革命烈士，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解放全中 国，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永远不要忘记 这一切。 我于1949年3月8日随军渡江南下，先后在苏州、上海“华东 人民革命大学”工作，1952年1月底来华东师大直至1984年离 休。 在战争年代中，虽然出生入死，生活条件又极为艰苦，但革命 二、在日寇大扫荡中 1945年4月，日军对山东鲁南解放区进行大扫荡。这时刚过 春节不久，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时期，人民的生活十分艰难，解放区 的军民都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在军事上也还是处在敌强 我弱的形势下。日本鬼子为破坏我解放区革命力量的发展，对我 实行大规模的进攻扫荡。他们见人就杀，见村庄就烧，见好东西就 抢，把当时山东临胸县的部分区乡成了无人区。 上级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采取游击战术，到边缘地区活动。 那时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长时间处在紧张状态。我的右脚在夜行 军中扭伤，不能正常走路了。当时还有几个人也生了病。由于缺 医少药，一时又好不了，还拖了大部队的后腿，领导上决定把我们 三人安排在敌我交界处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叫庄屋村，有七百 多户人家，离日本鬼子的据点只有十多里路。那天晚上来了一个 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他叫王连祥，公开身份是村长。他告诉我们 说：“今天我领你三人到杨家大院，那里有一间房子，吃住都在里 面，平时不要外出，少和杨老先生讲话，我会在晚上经常来看你们 的，有什么事和我讲。” 我们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我们的病全好了。一天晚上，王村 长来到我们住处讲，今晚有人来接你们离开这里。经四天的行程， 我们顺利地到达沂水县山区，历尽艰险，找到我们的大本营。当时 见到我们首长和同志们的时候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两眼直流泪，三 个人一起大声地哭了起来。 后来我们才知道，杨家大院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主，杨老先生 的儿子是汉奸队长，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当时我们年龄小，不 了解内情。总之是我们地下党找到当时可靠的关系，在那么严峻 的形势下把我们三个掉队落伍的最普通的小战士作了很好的安 排。在患难中体现出来的深情厚谊，使我受了很大的教育，对我后来在革命道路上起到了极大激励作用，特别是那个王村长，他不顾 个人的安危，保护了我们三个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