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我于1940年3月参军,1950年3月转业,在部队整整十个 年头。1938年我曾在上海大美晚报工作,那时恽逸群也在大美 晚报工作。以后又在敌后(常熟一带)和吴以常一起在水上印刷 厂工作。解放后,恽逸群、吴以常都到上海解放日报,华东局也把 我从部队调到解放日报。我和老同志见面,感到十分亲切。在军 队十年,又回到地方,参加新闻工作,在高兴之余,又觉得在新的 岗位上担子很重,千头万绪,不知从何人手。 当时组织分配我为人事室主任兼人事科长。人事室下设两 个科,除人事科外还有宣传教育科,科长是孙葵君(后调文汇 报)。 新生的上海解放日报,还没有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对一些 事情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各部门负责人说了算。内部制度紊 乱,各行其是。报社领导要我们到新华书店学习,当时新华书店 已有一套人事制度的管理经验和从老区带来的工作方法。我们 在新华书店学习后,收集有关材料,结合报社内部情况,提出建 立人事制度的方案。经领导批准,先后建立了人事任免调动制 度,请假制度,考勤制度,生活待遇、工资制度。在这些方面,当地 干部和外来干部,新参加工作的和外地来的,认识上有很大差 别。记得当时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除印刷厂外)大多数是从根 据地来的,享受供给制待遇,家属、婚姻按规定享受津贴,在南下 行军的路上,毛巾、肥皂、牙膏都是公家发的。老区来的同志以艰 苦生活为荣,不愿改供给制为薪金制,有的同志坚持到1954年, 最后一批才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实行供给制的,也进行经济核 算,每个工作人员都定薪水,数额定好后,由财务部门拨交给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