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德秋 1948年8、9月间,党组织决定我从沈阳经北平回上海家中 待命。 我到上海后,好长一段时间没人来接关系。直到这一年初 冬的某一天,我正要出门办事,一个中等身材、西装革履、戴 眼镜的中年人叩门找我。见我后他说接关系的上句暗语,我应 对了下句,他便与我握手,我连声说:“等您可等得够久了。” 这位自称姓钱的同志,首先向我解释来迟的原因,然后就 到我那间小屋进行交谈。他详细地询问我的经历和特长。我知 道这也是对我的审查,完全应该。同时,我给他的第一印象如 何;也很重要。我说,自己并没有什么特长,但能够忠诚、勇 敢地接受党分配的任何工作,又详细地汇报了我回沪后自动为 党所做的工作及我的经历:1946年10月进沈阳《中央日报》社 当记者,1947年2月在“沈阳市立二中”当教师,同年8月为 北平《平明日报》(傅作义办的报纸,但为我北平地下党所掌 握)驻沈阳特派记者,又任“辽东学院”新闻系的讲师。相继 以这些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外围组织“沈阳民主青年同 盟”的创建与发展工作。老钱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说,那你有 三方面的工作可做:继续搞学运,或者当记者,做教师。他征 求我的意见,我十分干脆地回答:听从组织安排。 1948年12月间吧,一位穿大衣、戴礼帽的高个子人士来找 我,他就是邹凡扬同志。从此,我的关系即转入地下党文委领 导下的新闻出版印刷领导小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