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解放了的北京有一批人南下建团,一路跟着部: 队,由山东而蚌埠而南京,停在丹阳,等待上海解放。刚到丹阳,第 一夜住的是牛栏,后来搬进民房,对面楼居的女同志真是“回也不 改其乐”,不管生活有多不方便,照样整天唱情歌<阿弥陀佛》自找: 乐趣。 一分配,要建立个青年文工团,一共17个人。知名度最高晦 是司徒汉,但第一步是接管、学秧歌和腰鼓。臂上套着军管会红臂 章,开进华山路青年馆。满场地的碎铁,怕有地雷,我给首长探路。 地方真不错,有网球场,陈市长常来打球。全团不管原来职业、身‘ 份、身段如何,早晨都得扭秧歌,由我这位不会扭秧歌的法律系学? 生教。记得警备区开过一个座谈会,一位舞蹈家说:“你们的舞蹈; 是没前途的。舞蹈靠曲线,腰鼓恰巧把曲线遮住了。”的确,那时团, 里实在没多少曲线,也没有多少颜色,但声音却不少,天天现编现, 练歌。政工人员进不去的教会学校、舞厅、大世界、咂券大楼,便由 我们这些人唱着歌开路。总是抹着油彩上电车,谁知恰巧碰见北大一 同学高汉随西蒙诺夫拍电影,把我们都收进镜头了。“嘿!大学生, 在马路打腰鼓!”也怪,当时竟忘了害羞。 40多年后,分散在各地的老友赶回上海,庆祝青年文工团的‘ 团庆,这个狂劲1 1989年6月出版的《上海文化史志》(四)与同年. 7月7日的《青年报》都作了报道。我这样的编了歌,其中有这么。 几句:“虽然没有迎宾宴,青青蚕豆面前摆;虽然没有小剧场,马路。 公园大舞台;虽然没有大明星,掌声随处暖心怀。”是纪实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