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新同志简介：

陈友新 抗战爆发后，我从1941年开始便参加了武装斗争，主要是从战 争中学习战争，有的作战经验是从血的代价中得来的，有的活动方式是从外地新四军中学来的。根据浦东敌顽伪的活动规律，本地区的地形地物，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1940年后，我们游击队才真正会“游”了，经常在敌人 的心脏地区游来游去，让敌人闻风丧胆，不得安宁。 1、每天变换宿营地。鬼子投降前两年多，在我们的游击生活里，每天晚上要换一个宿营地，情况不明，是不敢在原地连续宿营的（在原地住宿两天的，我只经历过一次）。不分季节、气候，所不同的是路程远近不一，有的三五里，有的四五十里，有时要整夜行军，走的都是崎岖小路。为了隐蔽自己，白天一般不行军（除非敌人扫荡，或与之战斗后转移阵地）。这样，我们的作息时间只得改为夜晚行军，白天睡觉了。为了防止行军中与敌人遭遇，部队被打散后失去联系，行军前确定一个联络点，出发前通知排以上干部。如在第二次朱家店战斗后，晚上雷雨大作，我中队到二灶港石桥南路上时，与大队部失去联络，以后就是动用联络点联系，安全地回到大部队。2、夜间行军走路。这是参加游击队的必修课。农村出身的一般比较习惯，城市来的就不习惯了。行军走的乡间小路七高八低，在黑夜里看不清路，高一脚低一脚，弄不好就要跌跤。一路上不准说话，不准用电筒照路，只能默默地一个跟着一个走，要走多少里路，到什么地方，班以下战士是不知道的。到了目的地，部队站着等待安排，先由中队长带着班排干部去看地形，布置岗哨位置，派出警戒，然后再分配住房休息。如遇下雨天，没有雨伞、套鞋，任其淋湿衣被。夏秋季节还好说，冬、春季节淋湿了，要买柴草烤火，烤干后再睡觉。在零下1-6度的天气里，即使天晴，战士伏在田埂或路边两小时的站岗也够冷的。经过锻练每个人都能在不同气候下，不论刮风下雨下雪，都能辨别方向，安全走路，“前进抄小路”（游击队歌词）也不跌跤了。 1944年6月，部队调来三个女卫生员，与男子一样，照样走。在月黑夜暗时，每个人手臂上扎白毛巾，使后面人能看到跟上。行军时．部队通过公路或重要大路，尖兵班就派人向两侧警戒，等大部队 全通过后才归队。在大港旁行军，河里有船，部队就停止埋伏，待船只过后，继续行军，这是为了防止暴露目标，如让敌人发觉，那就麻烦了。 支队行军时，三个中队分别担任前卫、后卫，前卫派尖兵，由群众或侦察兵带路，尖兵班由区队长带队。中队长走前面，如碰到情况，干部可随机应变；指导员在最后，以便与前后部队联络。凡是过去宿营过的地方，部队住宿无变化，到达宿营地派好警戒后，即可休息。 1943年，敌伪还有些嚣张，利用各种办法寻找我们的去向。那时有不少群众家里养狗，部队走过时就叫个不停，难免泄露我军行踪。于是我们就动员群众杀狗，1944年下半年后情况好转，杀狗与否就不去管了。 在环境紧张敌人下乡扫荡次数多时，有时部队要到深夜才出发，就是等群众全睡觉后才出发，这也是为了防止泄密。一般情况，天暗即走，争取早到早休息。 每天夜里行军，白天仍然要进行训练，青年人都感到睡眠不足，到宿营地刚刚睡着，又被叫起来去放哨或查哨，当时总感到睡不醒似的。夜行军时，常处于疲劳状态，人走着迷迷糊糊，前面传下的口令，有时听错，有时传为谐音，弄得莫明其妙。特别是零时以后，常打瞌睡，有时站着不走，一睁眼，不见前面的人，立刻跑步跟上。1941年夏行军到邬家店，已是凌晨，我边瞌睡边走，要转弯了还不知，仍往前走，在前面的钱指江竞走到河里，我也跌倒岸边，从此成了同志们的笑料。 3、部队的成员、编制和党的组织。部队的成员多数来自农民，少数是上海的工人、店员、贫民，还有从伪军中反正过来的和被俘后自愿留下参加抗日队伍的。但入伍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有慕名的， 有躲债的，有为泄私愤报仇的，但多数是为了反抗侵略，打击日寇和汉奸的。经过革命熔炉的锻炼，大多数人能努力改造自己成为出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抗日英雄。那些想试试看，怕艰苦生活，不真正抗日的是混不过去的。新战士到部队后，先要讲抗日的道理，要求他做些什么，简单而明确地告诉他们。干部多数从战士中挑选，总是以有实际战斗经验的，作战勇敢的，再加上工作需要，给以逐级提升。但是文化程度高的，根据需要，提拔得快一点，以发挥他们有文化的特长。起义过来的人，大体上按原职使用。除了政治待遇，在物质上官兵无显著差别，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 一个中队一般不超过50人，分二个区队（排）六个班，每班6-8人，中队长、指导员、区队长配齐，有的还有文化教员。武器是日式、德式（七九步枪）都有，子弹20 - 90发，有时不足，子弹袋里塞满报纸，群众看起来仍是满满的，手榴弹也有些，机枪多数是捷克式的，每个中队只有1-2挺，战斗时为了节省子弹，不准无目标乱打枪，连排干部带短枪为多，武器来源主要是缴获的，少数是通过关系搞来的。 每个中队都有党支部，班排以人数多少划分党小组，支部分工培养发展党员，对工作、学习、战斗表现好的，有计划地吸收入党，党员是半公开的，党的会议往往找个偏僻地方召开。1944年秋，在川沙县林家牌楼附近的一个祠堂里，三个中队支部的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新老党员都参加。入党都有手续，先填张表格，由党支委审查通过，经批准才算完备。党员转关系是经上级党口头介绍，没有组织介绍信，表格不能长期保存，情况紧张时就烧掉。制定了战斗方案，找个隐蔽的地方召开党员会，先在党内进行战斗动员。 中队以上干部，大多数是党员，部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无联系。1944年后，地方党组织已能公开与部队党组织接触了。1945年 我在灵活中队工作，有时碰到区委书记，就一起交流敌情。地下党员，你即使是他的亲戚、好友或跟他生活在一起，也是不让知道的，绝对保守秘密。 4、军事政治文化教育。为了提高部队素质，我们部队对军、政、-文的教育抓得很紧。 军事教育课主要讲解步哨守则，班、排长职责，班、排进攻防袭，武器保管使用。以门板为黑板，板书各种知识，出发时揩掉。军事训练主要是机、步枪瞄准、实弹射击、刺杀、手榴弹（木制的教具）掷远等。在环境许可时，天明起身后练刺杀，晚饭后，不做游戏，就到野外进行各种与作战有关的操练。环境紧张时，在室内坚持训练。注重实战教育，让指战员在战斗中学军事。如袭击敌人，事先派人侦察了解或找内线了解，决不冒然去干，不干则已，干则务求全胜。支队部有侦察班（或叫短枪队），每驻一地，就派人去了解敌据点情况，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这样无论进退，都能争取主动。 白天站岗放哨，利用茂盛的绿色植物为掩护，手里有农具，似农民在劳动，步枪就近置放，不让行人觉察。稍远的不拿枪，监视四周动向，有情况即来报告。青纱帐起来后不能视远，就在大树上设嘹望哨，爬到树上望，可以看到三五里外的活动情况。或派人到牛车棚内放哨，武器仍放在旁边，为了不使人注意，尽量装成群众模样。那时部队穿的是中式便衣，与群众没多大差别，不必着意化装，就像农民。 情况紧张时，为了不使附近农民知道，就把我们住房的前门关着，或用杂物遮着，改在后窗门进出。还把便桶放在屋内，以减少人员进出。采购食品，托可靠的群众或就近解决，有几次化装成办丧事人家去采购，以免暴露我们的行踪。1945年春，我有事到大团镇，就是穿着白长衫（孝衣）去的。 部队到了宿营驻地，不让群众知道是不可能的，只能对敌人封锁消息。对于来往人员，如要饭的，走亲戚的，小贩等等，走进步哨线就不准走出，一律留下，供应一顿中饭，等我们部队转移时再放行，这样即使有坏人去报告敌人，已来不及袭击我们了。 以上这些都是实战教育的内容。 政治课内容，讲时事形势，讲“我们的出路”，讲民族、阶级压迫（浙东编印），讲课后以班为单位进行讨论。1945年，有一次，在灵活中队讲完课后，让教员出题，学员回答，以班为单位抽题回答问题。回答不完全的，班内补充，以进一步“消化”讲课内容。 日常政治思想教育，视情况分别在班排连开会，班务会议以联系实际，检查工作为主，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表扬好的，批评蒡的，吸取教训，提高认识，改进工作。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部队政治思想教育的必修课，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谁也不例外。在战斗中缴获的物资，一律归公，损坏了群众的东西，总是按价赔偿，决不损害群众利益。我们不带碗盆餐具，到驻地后就向当地群众借用，这些小物件容易损坏，有时借张家的还给李家，找不到了，损环了的、丢失了的都要赔偿。天寒时用稻草铺地，这样不免有损失， 也视情况酌情赔偿。“八项注意”第一句我们改为“早起稻草要捆好”，但在夏秋之际又将歌词改为：“早起门板要上好”，视季节而改唱歌词。 文化课主要教汉字，使大老粗能看得懂通俗文字和书写便条。每人每月发一些白纸和一支铅笔供练习用，既读又写，不少人能达到粗通文理。1944年春，教“江南话新文字”，不到三个月就消灭了文盲，能说的就能写，写拼音，像行业暗语。我到部队后，通知宿营地，联络点都是用新文字。据说有一次鬼子拾到这种纸条，见字形象英文，但就是读不通所写的是什么意思。 只要环境许可，晚饭后部队集合学唱歌，凡是新四军唱的歌，多数传给了我们，教给战士唱，甚至日本反战同盟的日语歌，我们也学会了。游戏是活跃部队生活不可少的，晚饭后部队围个圈，以丢手帕、跷跷脚、瞎子摸人、碰球等游戏开展活动，失败了要唱个歌，或说笑话，哄大家笑。支队集合出发前，各中队相互拉唱歌，此时文化教员出来指挥唱歌，很是热闹。之后，由领导谈关于宿营地、行军注意事项等等，到中队指导员发出离开宿营地命令，这样一天的活动算结束了。 浦东的部队未单独编写歌曲。李家桥战斗打了大胜仗，我把原来唱的歌词改了几句，经金子明同志同意，在我部队传唱。记得第一句是“八月中的稻子金黄，李家桥战斗胜利结束了，我们打了大胜仗，打了大胜仗”。 5、物资供应。朱亚民同志率十一人到浦东，起初给养无着，1943年打了几个胜仗，镇压了一些坏蛋，才征收田亩捐及市镇爱国捐（大概是这捐名，反正是要钱），部队的给养有了保证。1944年我到部队时，己按供给制办事，每天一粥二饭，吃粮不限止，饭菜主要是青菜豆腐，还有每人每月一斤猪肉。部队都是年青人，每餐老秤四两 （125克）的猪肉是不过瘾的，尝到猪肉味道，一扫而光。“七一”、“八一”，加餐，也是老秤四两猪肉。 衣服是部队被服厂用土布做的，鞋袜是市面上采购的。每人发一条二三斤重的棉被（冬季站岗有公用的棉大衣），还发一只帆布袋，行军时把个人的家当都装在里面。每个月发半块肥皂和一些学习用纸。津贴每人相同，不分干部、战士，我记得是一斤猪肉的代价，可买5 -6包普通的香烟。那时用的汪伪中央储备票，货币贬值，每日涨价，发的津贴费月初到月底的价值就不同了，这样几个香烟瘾大的同志就苦了，到下半月就无烟可吸。为了节约，有时一个烟屁股要转三四个人各吸一口，而且不能吸得太猛，否则就轮不到别人了。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里，物质条件差，无医无药，有伤病员，请当地医生或买些药治疗。1944年6月，浙东派来三个女卫生员，但僧多粥少，我们灵活中队就没有分到。重病员不能随队行动，只好养在农民家里。一般伤病员，除了常见病，如伤风感冒一类的病易对付，最讨厌的是疥疮。疥疮有粗细两种，粗的化脓，细的无脓就好些，这是由于住宿条件差，没有机会洗澡，病菌传染所形成的。此病大多发生在冬季，利用晴天，烧热水，找个地方洗澡，然后擦硫磺，有的同志痛得直流泪。其次是白虱，虽不是病，也是不清洁所致，相互传播，被、衣服、棉毯子用开水泡，仍不能彻底消灭，往往在睡觉起身时，就浑身发痒，于是脱下衣服在襟边袖口找白虱，找到“仇敌”，用指甲毕毕剥剥的给以严厉“镇压”，此时就会有一种胜利者的骄傲和喜悦。 浦东的物产是很丰富的，我们手头也有余钱，但游击战士不能多花钱，生活条件是一般性的，可比起别的根据地要好得多。我们把节约多余的钱如数交给上级，用来支援兄弟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