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穆,抗战时期在山东日照县,建国后在上海市海运系统工作到离休。 (刘延穆同志,男,19 22年1月生,1938年6月参加革命, 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轮船公司经理,上海海 运局副局长、代局长、党委副书记,正局级干部,1985年1月 离休。] 刘延穆 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在日伪军重兵盘踞的日照县夹仑镇,我山东滨海军区武工二十四队,穿过敌人的据点封锁线,突袭了伪警察所,犹如在老虎日拔掉了一颗毒牙,使得日照县城内的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我是这支武工队队长,因此获得上级嘉奖。然而,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次战斗的成功,竟是由于我工作上的一次失误引起的。一九四三年底和一九四四年初,日本侵略军加强了对沿海重要港口和城镇 的军事防守。他们由青岛、连云港向诸城、日照、赣榆等沿海’城镇大量增兵,广设据点,以对付我八路军的频频出击。在夹仑镇外围西南的藏家廒头村,敌人也修建了一座碉堡,派驻了一个由三十多名伪军组成的分队。分队长姓苏,是个好色之徒,人长得又黑又丑,却常常钻到附近各村偷鸡摸狗。老百姓。背后都叫他“苏蛤蟆”。 藏家廒头村村长是一位姓张的妇女,精明能干,绰号“张大脚”,是个所谓的“两面村长”,即表面上应付敌人,暗里拥护八路军抗日。她同武工队的关系十分密切,经常给我们送情报,帮了不少忙。她的大女婿也是武工队员。她的小女儿长得漂亮端庄,因此成了“苏蛤蟆”垂涎的目标,三天两头对她纠缠不休,有时甚至当着女村长大儿子张志刚的面,也会毫无顾忌地动手动脚。 张志刚对“苏蛤蟆”恨得咬牙切齿,有一天跑来找我,开口就向我借支手枪,要干掉“苏蛤蟆”,出口气。 张志刚的话引起了我的同情。我头脑一热,也顾不得同指导员郭万亭同志和其他同志商量,就擅自将我随身携带的一支手枪和十发子弹交给了他,并告诉他千万不要在村里干,以免连累乡亲们;最好乘“逢五排十”的赶集日,到涛雒镇或夹仑镇找机会打死“苏蛤蟆”。 张志刚腰带里插着我给他的手枪,外穿一件短布衫,一连好几个赶集日在集市上转悠,等着“苏蛤蟆”前来送死。谁知他“苏蛤蟆”未等到,藏在腰里的枪却露了馅,张志刚被敌人抓进了涛雒镇警察所。 女村长闻讯后,哭哭啼啼地来找我,要我们尽快想办法救她儿子。事情闹大了,上级也知道了,我感到后悔莫及。我怎么能把枪随便交给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群众,让他单枪匹马地去乱闯呢?这难道不是我的过错吗?好在张志刚很机灵,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把枪的来历全盘托出,敌人非把他枪毙不可。因此,当敌人审问他时,他一日咬定枪是从青岛贩来的,准备在集市上出手赚点外快。敌人无可奈何,也不得不信。我知道消息后,便给了女村长一些钱,叫她自己想办法再凑一些,先把儿子赎出来再谈。 后来,张志刚总算被放出来了。但是,仇未报,又丢了枪,还赔了钱,这口气实在难咽;又听说,我为此事还受到了上级和同志们的严厉批评,他感到内疚不安,觉得太对不起我,于是带着一种近乎负荆请罪的神态来找我。 “刘队长,怪我太冒失,丢了枪,又连累了你。”他踹踹不安地说。接着,他发誓豁出性命也要把“苏蛤蟆”和他的伪军分队一起端掉。说完,张志刚蹲在地上,两手捧着头,手指深深地插在浓密的黑发里,一声不吭。 我看他那付痛苦的样子,也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语言来安慰他。我想,张志刚报仇的迫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能再蛮干。第二次,由于我的疏忽,已经出了纰漏;这次,不能再犯类似错误了。不过,张志刚提出端藏家廒头村伪军碉堡,倒是一个大胆设想。但是,这碉堡建在村子南边,四周修了深:水沟,又有铁丝网,只有白天才将吊桥放下来,而且通过这吊桥,还要经过严格盘问和检查。如果硬攻,肯定会造成较大伤亡;靠内应,一时还没有适当的线索。怎么办呢?是否还有其它办法昵?我反复复地思索,然后顺势利导,耐心地启发张志刚,将个人积怨上升为民族仇恨,不要光盯着“苏蛤蟆”,要谋求全民族的解放。 我的这一番话,果然管用。过了一会儿,张志刚慢慢抬起头来,激动地说:““夹仑镇伪警察所内的枪支不少,为什么不敲它一下? ” “端夹仑警察所? ”我感到又惊又喜。喜的是,夹仑镇是日军在日照城南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又紧靠港口,如果能把这个镇子里的警察子掉,影响比端一个碉堡要大得多。惊的是,这镇上除了有日本鬼子把守外,另有陈成功的和平军一个大队,外加一个司令部,还有伪军一个中队,再就是这个专替日本鬼子强化治安”的警察所。而我们武工队呢,只有三十多人,竟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突击行动,没有胆识和策略能行吗? . 张志刚见我面露难色,便继续说道: “前些日子,我在找机会打‘苏蛤蛤蟆时,发现夹仑镇警察所中午开饭时总是乱哄哄的,他们仗着周围有重兵把守,八路军来不了,吃饭时不带枪,枪支弹药全放在屋里,饭后就都去睡觉了。” 我听到这里,心里一动:只要攻其不备,做到来无影、去无踪,成功是大有希望的。 张志刚又说: “你们武工队里有个反正过来的杨金堂,他以前在两城警察所、涛雒警察所干过,他比我熟悉内部情况,有问题可以找他研究。”. 对张志刚的建议,我考虑再三,认为有可取之处。我把突袭夹仑镇警察所的设想,告诉了郭万亭同志。他也认为,只要利用敌人的麻痹大意,是能够成功的。于是,我们向军区敌工部作了请示。上级同意我们的作战计划。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县警备团调用了一个连,警戒在傅町桥敌据点以南和涛雒镇敌据点以北的公路两侧,以作接应。 突袭夹仑镇警察所的当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们按预定计划,全部化装成日本宪兵队,个个穿着长袖对襟短衫,头戴礼帽,腰间露出一支乌光铮亮的驳壳枪,肩上倒背一支马步枪。张志刚和杨金堂特意戴上墨镜,走在队伍前面。我们一行三十多人,故意绕过夹仑镇以北,再回到公路转向南,然后直捣警察所。 人们看到这支“骄横跋扈”的人马,纷纷退避。中午时分,我们离夹仑镇已经不远了。在快到南门时,我们加快了步伐。站岗的和平军早被我们盛气凌人的架势给唬住了,连问都不敢问,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大摇大摆地闯了进去。 这时,警察所内正如张志刚所说的那样,伪军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盛饭,只顾埋头吃饭。我们一进大院,敌人还未来得,及过来打招呼,我们一部分队员已冲进里屋,收缴了警察所的。全部武器和弹药;另一部分队员则举枪对准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的伪警察。 这些平时神气活现、专门欺压百姓的家伙,听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哪个还敢顽抗,一个个乖乖当了俘虏。 这次突袭仅用了二十分钟就顺利结束了。为了迅速撤离,我们对俘虏进行了政策教育后,立即释放。我们不发一枪一弹,无一人伤亡,却缴获了敌人枪支、弹药一大批。当我们同在公路上接应的县警备团三连的,同志会合转移时,从夹仑镇和藏家廒头村敌军据点方向,才传来几声零星短促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