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彝同志简介：

陶彝简历 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山东敌人后方进 行抗日游击战争。 1948年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1950年 参加解放广州、海南岛战役。历任财务科、处、 部长，广州军区后勤部副参谋长等职。1982年 离职休养，副军级。 1985年倡议，成立了《广州驻军老战士书 画研究会》任副会长、顾问，现任广东老年书画 家协会顾问，广东书法家协会会员，抗日军政大 学第一分校校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广州抗大一分 校校史研究会会长。立三等功一次，授予中华人 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解 放勋章、中央军委功勋荣誉章、“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纪念章、 “先进离休干部”荣誉证书、 广州驻军书画会“创始者”“先进工作者”荣誉 奖章、广州抗大一分校“先进校友”奖。踏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我出生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继而是蒋介石血腥统治、腐败无能的时代。因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即失学，在家边帮工边自学了两、三年，1935年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京分行抵押贷款部当练习生，地点在南京市雨花台附近。那时，经常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在雨花台刑场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我深被革命者为劳苦大众英勇就义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憎恨，也激发了我对革命的向往。 1936年冬西安事变，大批反革命武装军队从南京开往西安，企图发动内战。此时的南京，人心惶惶，有权势者飞黄腾达，平民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少单位和个人纷纷转移外地，流落他乡01937年冬，我跟随银行转移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到上海不久，我和银行的大部分职工便面临被解顾的困境。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又不甘当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亡国奴，我决心投奔共产党，走抗日救国的路。听说陕北有个抗日军政大学，可我怎么去呢？正当苦于无人指引时，1938年6月吕复同志来沪相会。他是我1935年在银行工作的同事，年长我五岁。他思想进步，爱好文艺，在南京组织过“磨风艺社”，演出《拉娜》、《雷雨》、《日出》等进步话剧，为此国民党反动派曾追捕过他，他躲过之后继续从事演出活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参加了国民党军政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第三厅（郭沫若厅长）所属的演出二队。台儿庄战役后，日军再次大举进攻，演出二队被日军包围，演员们便化装分散来到上海，又集中奔赴武汉。吕复知道我的想法后，1938年6月27日，我随他们登上一艘意大利邮船，经九龙、广州到达武汉07月中旬，我拿着史民同志的介绍信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接待我的同志当即出了三道政治题测试我的政治水平。记得其中一题是“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答得不好。第二天到办事处时，他叫我先到陕北公学学政治，然后再去抗大学习。我高兴极了，卖掉长衫，买一套半军半民的绿色服装穿上，立即登上去西安的火车。路上遇到来自广东、河南、湖北、江苏、四川等地的二十多名男女青年，也都是去延安的。7月下旬，我们到达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嘱咐我们去陕北公学途中，要防止被国民党特务抓去当蒋军。我们让火车拉着行李，步行去延安。途中遇到闰锡山军队运送伤员和物资的卡车，大家纷纷登上卡车走了一段路。下车时我丢了一捆衣被，到了学校只好和同学合盖一条被子。由于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开始吃小米饭时，我常拉肚子，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1938年冬，我转入抗大一分校学习，1938年冬东渡黄河进入晋东南，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还没毕业，1939年4月组织上便把我调到学校供给科当会计。从此，我便在人民军队中干了一辈子后勤工作。开始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大多是红军干部，他们的思想作风非常好，深深地感染着我，我努力工作，很快为军需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账目，预决算表格和被服装备领发手续等，领导和同志们都很满意。 1940年部队东进到山东。我们后勤部门距日军只有几十里路，敌人经常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的被服、军工、供应等工作都是在和敌人周旋中进行，我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就是在战争环境中发展壮大的。 1997年7月29日，我重返武汉，来到我踏上革命道路的起点——昙华林第三厅和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感慨万千。回忆往昔，倍觉今天的和平盛世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珍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要加倍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1999年4月于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