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方同志简介：

谭方同志是江西省宁都县人，1919年生，1933年2月参加红军。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1938年2月入党。曾任卫生员、护士长、医生、所长、医务主任、院长。1954年转业后，历任武钢巨院院长、党委书记、卫生处长等职。现任冶金医专校长。 谭方同志的回忆 红军时期的医疗工作 我是江西省宁都县磺石村人。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红军的影响就扩大到我们的家乡。我听大人们传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穷人没有地，红军来了就有地了。 果然不久，在1931年的秋！发季节，红军过来了。这一回来的不是大队人马，而是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的工作队。他们深入到农民家里，宣讲扣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记得其中有一个背驳壳枪的红军连长，见我们正在晒谷子，就跑上前来帮忙。他把装满谷子的箩筐摆在一起，一气就挑上两担。大家见红军干部不拿架子还帮老百姓干活，觉得可亲可敬。我们同村的几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打心眼里觉得红军好，都想去报名参军。可是他们不要，说我们太小不能背枪打仗。 不久，红军组织了区、乡苏维埃政权。我们几个小孩子一商量决定去县里报名参军。这正是九、十月份刨红薯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瞒着家里，起个大早直奔县城。谁知我们不认识路。跑了一个早晨，都没有找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只好快怏地回来了。结果回家还被老子训斥了一顿。 可是我们想当红军的愿望并没有打消。1933年，红军又派人来村里组建赤卫队。我们赶紧跑去问他们：要不要我们当红军。他们笑着打量我们这几个半大小子，说：“要！”我们高兴极了。又问可以去干什么。他们告诉我们：可以去当小鬼，当司号员、勤务员等等。当下，我们就到部队里报了名。 就这样，我于1933年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参军以后，我一开始被编在新兵连里，给连长、指导员当勤务员。除了打水、搞饭，也参加出操训练。不久，连长把我们几个新参军的小鬼叫去，重新分配了工作岗位。我被分到军团卫生部当了看护。 一到新岗位，我什么都不懂。卫生部就组织我们一批新去的同志学习。卫生部长姜齐贤同志亲自给我们上课。我们一边学习看护常识秘简单的医疗技术，一边照顾伤病员。学了一段时间，我就被分到了军团医院的野战所工作去了。 当时，红军的生活很艰苦。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糙米饭。菜是自水煮豆渣。萝卜叶子也当菜吃。没有盐，就自己动手熬硝盐吃。这种硝盐放少了不成，放多了发苦。每个月分一点伙食尾子只够用来买草鞋、买牙粉或者交纳党团费。 不用说，红军医院的医疗条件也很差。不仅医术不高，药品也异常缺乏。 每天从大清早起，我们就开始给伤病员清．j℃换药。所谓换药，十分简单。用土造棉花醮一点盐水或来苏儿给伤员的伤口消毒后，便用凡士林纱布给他包扎起来。现在常见的消炎膏、粉当时是看不到的。止痛药也很少，不到关键时刻不拿出来用。我们的战士很坚强。常有自己咬着牙忍痛而把药品转让给别人的事情。农民出身的战士不懂药品，一般不提什么要求。但也有从旧军队中过来的，见过世面的伤员，时常哀求我们；看护哎，给点什么什么药吧。可是当时阿托品、阿斯匹林都很少，至于吗啡更是没确见过。在动大手术时，操作也是很简单的。 可是，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许随便对伤员说没有药。我们就常用精神上的安慰和其他办法来弥补药品的不足。 首先，向伤员们宣传为革命打仗负伤是光荣的。同时，还有组织的关怀和老百姓的拥军慰问。那时，战士负伤是有负伤费的。从一块到几块钱不等。按照负伤的轻重来发放。现在来看，这些钱很少。但在当时红军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些不多的负伤费，却体现了组织上的关怀。 其次，我们想出许多办法，采用其它医疗手段为伤员治伤。除了药品疗法外，还有营养疗法、食物疗法等等。当时，面食很难搞到。除了缴获国民党的白面之外，我们还自己动手做面。老百姓也常送来猪、鸡、油、蛋等营养物品。我们就给伤员订出营养食谱，以增强体力，恢复健康。 在药品疗法中，我们以中草药为主。每天给伤员换完药，我们就上山采药。采回之后熬汤给伤员喝。有些草药可以消炎生肌、治疗打摆子等等。常用的有猪镰草（治疗疟疾、敷伤口。味道很冲）、土大黄（消炎消肿）等等。 医院的房屋用现在的标准衡量是很不正规的。一般的民屋、大祠堂，洒上来苏儿就做了病房邗诊疗室。 虽然条件这么艰苦，但医者与就l震者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除重骨折、腿手打断者、双目失明者难以迅速痊愈外，一般中等病伤，如疟疾、肌肉组织损伤、小骨折等都可以较快地治好。伤员愈后，发给他一身衣裳、一双鞋，或几双草鞋，让他们身心健康地重返前线。我们红军时期的野战医院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为前线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生力军。 喜 宏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