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女,1916年4月出生,1934年春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天津市新闻出版局新蕾出版社社长、党组书记,1983年12月离休。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张恒 “五卅”爱国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之后,革命浪潮在全国汹涌澎湃,北海这个靠近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沿海小城市,自然也不会是平静的,而最敏感的莫过于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学生。 因为我父亲是个教徒,因此将我们姊妹四人和哥哥都送到了教会办的贞德和华文学校去读书。后来,我大姐张达超又去广州真光女中读书。贞德、华文两校都由校督董恩典管,据说她原是英国的一个洗衣妇。从1925年起,贞德和华文学校几次发生过“国旗风波”。董恩典公开讲过:“只有庆祝圣诞节才挂国旗”。孙中山逝世下半旗致哀、国庆……她都不让挂国旗,她骂:“你们死中国人!”然后把旗扯下来踩踏,激起学生的愤怒。贞德、华文两校都有教会的“养女”“养子”和穷苦学生,同样都受这些办“慈善事业”的“恩主”施舍,也同样受“番鬼佬”的欺负和压迫。而两校一部分有爱国心、平时对董恩典的压制不满,对教会种种做法有疑问的学生如沈卓青、张德恩、罗道诚、张达经、张达枢和潘国鼎等人带头同董讲理并鼓动同学罢学。两校受到冲击,停办了。不久,我大姐张达超从广州真光女中回北海(可能也由于反帝、反封建浪潮的高涨,广州的教会学校也停办了)。她在广州读书,接触和看到的新事物比北海多,在北海的女学生中显得更开通而且先进。她一回来就把我们这几个妹妹的辫子剪了。贞德、华文停办后,我们读不成书了。在沈卓青等人提出并督促下,我大姐张达超子东一巷口庞玉基家租了房子,办起了超光女子小学,收容原贞德女校及其他校外的贫苦孩子免费入学。沈卓青在那儿帮助工作,罗道诚、张达枢、黎清心还有原在我家任家庭教师的廖先生义务任教。大家都感到自豪:我们有自己办的学校,不再受“番鬼佬”的气了!我祖父也为自己有个才18岁就能当小学校长的孙女而感到光荣,因而舍得花钱支持办这个小学。 国民革命军十师进驻北海后,我大姐同政治部的李任予、黄竟云等人过从甚密。我们这几个小妹妹和沈卓青、罗道诚、张达枢、潘国鼎也同他们很熟,跟他们学唱《打倒列强>、<少年先锋队>、<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搞宣传、开会、游行示威。我们曾不止一次游行经过贞德、华文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董恩典!”的口号。 1926年江刺横等人来北海后,我大姐更活跃了,不仅忙于超光小学的事,更忙于搞群众活动。记得她带我们到过合浦演戏、宣传,向群众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那时她已经是国民党左派成员,在国民党市党部任妇女部长,也是北海妇女解放协会的负责人。在江刺横和我大姐等人带领下,北海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剪发、放足、解放婢女和姨太太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当时,连一些地方官吏的小老婆也纷纷起来要求离婚,我大姐就亲自办过不少这类案子。这样,就引起反动头子、贪官污吏陈椿熙等人的不满和怀恨,据说他曾威胁我父亲:“你不好好管教你的子女,有朝一日碰在我手里,我一定要把她枪毙!”超光小学在1926年秋停办,可能与此有关。听说1926年底反贪污的群众运动中,有人提到要打倒贪官污吏陈椿熙,其中一条罪名就是他解散超光小学,不让孩子们念书。这之后不久,我大姐离开北海又到广州去了。1927年“4-12”政变后,李大钊同志被杀害,北海曾谣传:“达超被杀害了!” 1926年下半年,超光小学没有了,我们一些人陆续离开北海去了广州。有罗道诚、我和我两个姐姐,记得还有贞德同学梁惠铭,她是潘国鼎的好朋友,后在广州和罗道诚都曾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张达超可能是在1927年春离开北海的,有个印象,她到广州后曾同区梦觉在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干过一段时间工作。沈卓青在她之后去广州,在广东“妇协”做勤务兼通信员工作,在那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清党”后一直搞地下工作,1930年由于叛徒出卖,被反动的国民党刽子手杀害。她从小在我家长大,是我父母的养女,和我们一起在贞德念书,是北海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中的积极分子。我们几姐妹和哥哥同她很要好,当自个儿的姐姐那样尊敬她。1930年我在北海合浦一中读书时,她牺牲的消息传来,母亲和我都伤心地哭了。我哥哥一句话也未说,立刻拿起笔来画了一幅匦:满天浓重阴暗的灰云,一个人躺在血泊中。这幅画,将她沉稳、少言寡语、坚强不屈的性格充分表现出来了! 我们这些出身于有着浓厚封建旧俗的家庭,又接触过教会学校的单纯的男女学生,一旦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对宗教的虚伪性,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和封建主义的毒害,就有了充分认识,于是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活动,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回忆早年在北海的革命活动,我脑子里不断出现江刺横、潘国鼎、沈卓青这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的面容,我们活着的同志,要永远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努力为党的事业尽自己的微力。我相信,这是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