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英,女,1912年9月出生,1931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市档案处副处长兼档案馆馆长,市人委巡视室巡视员,南开区委顾问,1983年12月离休。 19白区工作片断 张桂英 1933年秋末,我从天津国民党卫戍司令部军法处被营救出狱,‘ 回到濮阳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4年初,冀鲁豫边区特委组织部长王从吾同志,调我到特委机关做秘书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要广泛联系群众,保证我们党的工作能顺利开展:一方面,要适应各种环境,保证党的机关不被敌人破坏。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我和一个叫王明的同志以假夫妻相称,在白区尽快建起党的机关,开展各项工作。接到任务后,我马上进行精心的准备。由于我是学生出身,穿着打扮不太像农村妇女,我就到街上买件衣服和假发,仔细化妆后,到安阳车站的一个旅馆与王明同志取得联系,并住到安阳城东关毛家庄毛仲元大爷家。我们住在毛家放牲口草的一间晨子里,借了两张单人床、. 一张破桌子、一个凳子,这几件就是我们这个“家”的全部摆设。我们以假夫妻相称,晚上,把两张小床搬开,早晨,把两张小床再合到一起。’ 当时,国民党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在各村设立保甲长制度。规定五家为一保,十家为一甲,只要有一家窝藏共产党员,其他几家都得受株连。因此,我们的工作特别谨慎小心。 王明同志是特委秘书长,我是机要秘书。他主要负责收党费,到各处党的机关收集群众运动情况。我的任务是写文件、传单,白天刻写、复写、密写,晚上油印。在当时那种恶劣的环境下,这些工作做起来很不容易。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我们经常搬家,每到一个新住处时,我们都说是做买卖的。住几个月搬走时,就对房东说:“买卖不赚钱,我们回家啦。”住在房东家,白天,我的桌子上总有件没做完的衣服,有人来串门,我就做活,串门的一走,我接着写,使人无法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刻写的工具是一块钢板和一支铁笔,刻写的内容是<北方红旗>、<红军捷报>等文件和传单。 王明同志每天早出晚归,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忙碌奔波在边区的各个机关、矿区、工厂和学校,等晚上回到“家里”,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有时,跑了一百多里,也可能找不到自己的同志,不但收不到党费,也没有吃饭的地方,只好空着肚子回来了。 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以坚强的毅力和敌人斗争着。艰苦的环 ”境,要求我们的党员必须吃得下苦。因为我们没有经济来源,吃、穿、住、办公用品、交通费等都从党费开支。当时的党员少,穷党员多,因此党费收入很少。我们吃、穿、行都很困难,有时还得救济一些家中有困难的同志。在那段日子里,为了节省经费,我们没有用过香皂、肥皂、化妆品和牙膏,而且为了不暴露身份,和群众同甘苦,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我整天都在屋子里刻写、密写文件,夏天热得从没有时间扇扇子,冬天没生过火炉,我的腿和脚都冻成疮流脓血,没钱去治疗,只能等着天气转暖后伤口慢慢好。 我们工作和生活虽然很艰苦、很困难,但我们始终对党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为了革命事业,为了节省点经费,有的同志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清晰地记得,特委交通员李尊荣同志,在执行从安阳到北平省委送文件任务时,由于没钱买车票,只好扒车,结果被火车查票员推下去,无情的火车轧断了他的双腿,李尊荣同志为党为革命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和王明同志做了两年多假夫妻,搬了五次家,一般三、四个月就得搬一次。我们先后住过安阳的毛家庄、高楼庄、磁县马头镇、临漳县苗家庄、武安县西周庄,为了革命的事业不被破坏,只能各处辗转。 在和王明同志做假夫妻的那段日子里,只要他每天早上一走,我 这个假妻子就像新娘盼新郎一样盼望他平安归来。王明同志每天早上夕h出前,总要和我说一句:“只要晚上不回来,就是被捕了,你要立即通知特委书记,机关赶快搬家。”因此,每天晚上,只要听到他那辆破自行车的声音,悬着的心才能放下来。但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记得是1936年5月6日晚上,我一直等到深夜,王明同志也没有回来。后来得知,他是在安阳城里江南饭店和白万芝接头时,被这个党的奸“ 细出卖了。 王明同志被捕后,我立即通知了特委书记纪德贵同志,他帮我把。 家搬到了磁县城西彭城西庄子,从此结束了我与王明同志这段假夫妻的历史。 回忆在白区工作的经历,革命工作就是这些不怕牺牲、不怕逮捕坐牢、不怕艰苦的坚强的共产党员干出来的;在白区我们党的机关工作就是这样挨饿受冻走过来的,但我们的心始终是热的,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经过不懈的斗争,使革命早日成功。 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