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清华同志简介：

邵清华，女，1918年12月出生，1935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天津市委工交部副部长，市顾委常委等职，1994年11月离休。 在安塞当县长 邵清华 1935年，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10月，我按组织的决定到达延安，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学习，不久被派往绥德地区组织开展妇女工作。 1941年组织上决定要我到安塞县去任县长。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派女同志当县长还是第一次。我对这新的工作完全不熟悉，深怕辜负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希望。中央妇委蔡大姐、邓大姐、康大姐等都热情地关怀我，鼓励我，使我受到鞭策，也给予我力量。党组织又选派了“女大”的三位优秀女干部帮助我工作，再加上在边区工作的几年与干部、群众建立的革命情谊，也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勇气。特别是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促使我无条件地挑起这副重担。记得我刚到安塞县时就听到传说：“安塞要成一个‘女儿国’了。”这表明，对一个女同志当县长，是否能干得好，人们还不能很放心，加上同时又来了几位女同志，是否要把一些男同志换下来，也引起了一些干部情绪不够稳定。和我同来的三位女同志是女大高级班的章岩、路岩、李蕴辉同志，她们也确实是党组织在女大经过选择挑出来准备任科长的。针对当时的思想状况，我们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现在调动干部不适合，首先应当团结大家，把工作抓起来以后，看情况再定。她们三位同志也都诚恳地表示，到安塞来为的是干革命，而不是来当官的，根本不必考虑她们的职务问题。我们向上级请示得到了批准后，便开始了工作。 我们到安塞不久，就听到干部和群众反映：领导干部下去的少，特别是离县机关远的地方去的更少。还有反映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强迫命令作风比较严重。我觉得改进干部作风是密切干群关系搞好工作的一件大事，就和科长们开会商议分几路带着县机关干部深入下去，得到大家赞成。 我先到离县最远的七区，虽然只有一百多里地，但是道路崎岖，要爬山涉水。到了七区，很多群众陆陆续续地来看我们。有的说：“我们好久看不到县领导干部了，我们都盼着你们来。”有的说：“听说来了女县长，女人也能当县长吗，让我们瞧瞧。”我看来的人不少，正好可以和他们谈谈，就把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向他们简略说了一下。有的人说：“我们住在山沟里，离领导远，很想听听外边的情况。可是干部们和我们讲的不多，只是要东西的时候才来找我们。”我说我还呆几天，以后到你们家里去看望大家。区长也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区长会给大家解决的。大部分人散了，但还有些妇女不肯走，要我到她们家坐坐，去吃饭。几个人拉着我就走，村干部看见了忙说：“大家别争，反正县长还要呆几天，我给安排一下，各家都去去还不行吗，反正一个人也分不成几份。”大家笑了，我被分到一位老军属的家里。老大娘的儿子参了军，她带着儿媳及孙辈过日子。她告诉我现在好了，土地革命时分了地。儿子参军后，代耕队也很热心，家里够吃够穿，小孙子还在村里上学识字。同时，她还向我反映了一些问题，如村里代耕队有时不负责任，有的军属就有困难。另外村里有几个好吃懒做、赌钱的二流子不好好劳动，还有一个跳大神的“神汉”，装神弄鬼骗人，有时耽误了病人。这位很有见识的老人，还提出了对抗属代耕工作应该经常检查落实，对待二流子、懒汉要改造，彻底破除迷信和严禁赌博等建议。我在村里还发现了有的十来岁的女孩子被迫缠脚，好多青年男女都不识字等。我把这些问题提出并和区、乡、村干部研究，初步提出了几项解决办法。 第二次下乡，我到了五区，这是全县第二个地处偏僻的区。在这个区我发现了两件事。第一起是一个村有人反映代耕队员不为抗属耕地。我经过了解，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村有一位抗属见代耕队员先种着自己的地，就向一名干部反映。这个干部找到代耕队员质问，队员解释说他是按着地块距离远近耕种，抗属的地晚两天，不误农时。这位干部说：“不行，你得先给抗属种。”这名队员说：“这样打乱了我的计划，费工，也没好处。”这位干部就瞪起眼说：“怎么，你不为抗属代耕，还有理由了？”队员说：“你说我不给她代耕，我就不代耕，你能把我怎样？”干部说：“你不代耕就犯法，我捆起你送到乡里去。”于是两人争吵起来。另一起是有一户农民孩子多劳动力少，生活有些困难，公粮已有二三年没有交够，春天还得救济他。区长本想减征或免征他几年公粮，可是没等区长安排，这位农民等不住了，就和一位于部说年年交不够公粮，又领救济粮于心不安，希望把他的公粮免了。干部说：“不行，公粮归公粮，救济归救济，公粮你还得快补齐。”农民说：“我现在补不上。”干部说：“我不信你就没一点粮食。就算没了，你去借也得补上。”农民说：“我补不了。”干部说：“你非补不可。”于是，两个人争吵了起来。 我把这两件事告诉了区长，同时深感干部强迫命令作风和工作方法简单的危害。后来经过区、乡干部对几方面作了解释和批评，干部承认对群众态度生硬，道了歉，群众也消了气，这两个问题也很快都解决了。 回到县里，我们几路干部一碰头，先研究了工作中的问题，按照边区政府的有关规定，制订了几条贯彻落实的办法，又着重研究了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大家回忆起打土豪分田地时，群众对红军和共产党亲如家人，红军、地方干部对群众也关怀备至，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根本没有发生过对群众拍桌子瞪眼的事，也没有摆老爷架子的官僚作风。大家一致认为，恢复那样的干群关系，改掉现在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常坐在机关不深入工作，就不能真正发现问题，了解群众疾苦。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我到安塞不久，还遇到了一起抢粮的事件。得到消息后，我立即派保安科的干部协助区、乡干部和民兵控制局面，制止事态扩大。同时，还告诫凡是抢了粮的要向政府自动退回抢去的粮食，并表扬了报告情况的积极分子。这一事件引起了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区党委和政府立即派干部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弄清了策动抢粮的人是别有用心的。首先这些抢粮的农民大部分生活并不困难；其次有一部分人是平时不务正业的赌棍和流氓；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个别行政干部和仓库干部为行动的秘密后台，他们蓄谋已久，企图乘乱掩盖他们平时非法盗窃粮食的罪行。他们事先煽动一部分人作案，事后制造谣言，诽谤政府，蛊惑人心，扰乱秩序。我们抓住这个案件，首先从重处理了贪污盗窃国库公粮的坏分子，然后在本区和附近地区展开了遵守辖区政府法令的教育，特别着重教育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带头遵纪守法。对于抢粮食的人我们分两部分处理，对那些不明真象、受骗上当的农民，经过批评教育，责成他们退回所抢粮食外，不再追究；对于那些流氓除退回抢的粮食外，还分别交到区、乡政府，责成村政权和民兵监督他们劳动改造。通过这件事，我们又在全县正面开展了守法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深入了解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关心群众疾苦，帮助解决困难。 我们还有意识地教育干部，把完成国家任务和为群众服务结合起来，讲究政策，注意工作方法。如征收粮食，那时只能自上而下地分配任务，但如果我们对群众手里有多少粮食大体上心中有底，就可以提出群众能够承受得了的定额。我到安塞县的那年粮食欠收，边区政府了解到不只一个地方如此，就通知这部分欠收的县如实报告灾情，及时减少了这些县的征粮任务，使群众很受感动，更加踊跃交纳公粮，提前完成了征粮任务。运盐也是如此。由于胡宗南对边区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只能组织群众把盐池的优质盐运出边区，换回药品、布和保卫边区需用的一部分军用器材等。由于这项工作难度较大，上级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安塞县绝大部分人没有长途运输的习惯，只有个别专业跑运输的脚户，我们就以这些有经验的人为骨干，以有骡、马等牲口的人家为主，组织了运输大队和分队。按照上级的政策，我们作了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并和干部群众多次研究了具体的办法，使群众都能明白运盐工作的意义、作用、政策、方法。第一次完成任务后，我们又及时作了小结，有关各户有了一些收入，运输费用得到补偿，群众的辛苦得到了安慰。表现最好的还受到了表扬和奖励。大家说只要政策好，办法对，我们再辛苦点也愿意，任务再困难也能完成。以后运盐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在安塞县，我们特别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安塞文化落后，女孩子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些的女孩子男女合校，家长也不放心。于是我们在真武洞县政府附近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请女校长、女教师来办。开始只有几十名学生，后来发展到有一百多名学生。学生不分年龄，按文化编班。教师、校长与学生家长密切联系，从各方面照顾学生和家长的困难。如路远的学生，老师常送她们回家。学习好的学生经过一段学习后，就可以写简单的信，记简单的帐，个别的还可以给人读报。她们自己非常高兴。 从1941年到1943年，我在安塞工作了两年多，办的事虽不很多，但自己受益不小。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使我在各方面迅速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