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西堂同志简介：

我的战斗历程 1925年10月7日，我出生于莒南县旧北集村（现属道口镇）一个殷实的家庭，六岁时，母亲送我到她曾就读过的许口小洋学堂上学，读了大约两年半的书。 1938年我参加了儿童团，不久当了村儿童团长。主要任务是放哨、送信、查路条，1939年我想参加八路军，但家里不同意，一拖两三年，为了阻止我参军，母亲托人给我说了个媳妇，我于1942年4月19日结了婚。直到1944年正月我才得以报名参军，正月十五前后，许口区委在郝家庄召开参军大会，我报名参加八路军一去五年。在新兵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被任命为新兵二班班长，先是开到江苏柘汪参加造盐田，后调到滨海军区教导团三营炮七连步兵班任副班长，再后我主动要求去喂牲口，当了几天的马佚，数日后又调回到班里工作，被任命为班长、党小组长。1945年春，滨海军区教导团三营炮七连驻在大店狮子口。麦收前后，诸城刘家庄惨案发生，日本鬼子见男丁就杀，见妇女就奸。当地受难百姓到滨海军区驻地，要求为民除害。滨海军区派“老六团”前去剿灭以平民愤，我们炮七连奉命配合作战。11月泊里战役，我用追击炮平射打了三炮，有一发炮弹落到了城墙上炸开了一个口子，冲锋部队接着就上去了，顺利完成了任务。战斗胜利后，几个小青年写了个稿子，以“墙头开花”为题，在前线小报上刊登了。 1946年7月，我们炮连被编人滨北独立团，团长蒋学道。 1947年2月上级命令我团北上平度县，被山东军区编人新编第六师，4月，新编第六师改称新五师（这是胶东第三个新五师），周志坚任师长、廖海光任政委、丁钊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我担任炮连文化干事，第一次调整我由文化干事为一排副排长；再次调整，我被任命为炮连副指导员。4月底调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学习，学期八个月。8月18日组建十三纵队，周志坚、廖海光分别任十三纵队司令员和政委，新五师编为三十七师。 1947年底，我在胶东分校学习结束，1948年2月被分配到三十七师一一O团二营四连任指导员。莱阳战斗结束后，我十三纵驻扎在莱阳一带。按照上级部署统一进行“三查三整”。 潍县战役结束后，我十三纵队从张店出发经博山等地到达莱芜一带，稍事休息。一天，我接到团部的命令，叫我和四连长刘士奇同志到团部接受任务，我们到达后，参谋长讲：“东线兵团许世友司令员电话直接指令：我团组织一个加强连带足两个负荷轻装，插到龙山消灭山上敌人，占领这个山头，要像钉子一样，钉在这个山头二十四个小时就算完成任务。” 团长交代：“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伟大的，不是二十四小时的问题，再长再苦也要保住这个山头，要有打恶仗、苦仗的思想准备，这次你们是独立作战，我们再三考虑，只有你们两个人能完成这一任务。一般情况下由刘士奇指挥，遇有特殊情况要和严西堂商量决定，不得单独行事，严西堂任临时支部书记，有最后决定权。”我当时觉得这个任务重大。 我们和二营营长胡良民一同返回部队。营长说：“这个加强连以四连为主，给你们配备重机枪两挺，六O炮四门，迫击炮两门。一定要完成任务还要活着回来！”下午三时点名出发，这时团里调来一位熟悉地形的吴同志一同出发。我们绕道泰安以南，插到山区，路上找了几个向导带路，靠近山根又找了一个放牛的老人询问情况，他说这个山头敌人驻的部队人数不算很多。我们经分析研究定下方案，全连在夜里十二点行动，摸到接近山顶时，山上山下没有一点动静，遂决定趁敌毫无察觉，实施偷袭。当即刘士奇同志勘察了地形，布好火力，他亲自带一个排猛冲上山顶，我带其余人员跟进，一枪未发，敌人在睡梦中当了俘虏。经审问敌连长告诉我们：“泰安国军今晚已撤到长清一带，靠近济南，我连在此待命，我们是保安团的，自觉没有大事，放心地睡上一觉，哪知……”战士们把缴获的所有枪的枪栓取下，用敌人的被子包好，清点后，堆在那里，机枪带上。由于偷袭成功，没惊动山下之敌，觉得守二十四小时已无问题。 这时东方发白，天快亮了，我和刘连长商议“我负责对这些俘虏交代我党政策，而后挑选一些人补充一下部队兵员。看中央政策也是提倡的，我们用敌人的枪炮甚至敌人的兵来打敌人，我想是行，你看行吧？”刘连长表示同意说：“不管行还是不行，就先那么办！”于是，我把俘虏集中起来，讲了如下两条：一是不杀，投降有功，你们不要害怕，我们优待俘虏，不搜身、不打骂；二是你们中有想跟我们干的，我们当作自己兄弟留下，其他人我押送大本营处理。当即报告留下的人不少，我们只挑选了二十人，其他人我们下了枪栓，枪身还由他们扛着，集中一个地方看管起来。忽然哨兵报告：“山下发现敌人！”我站起来看，确有十多个敌人拉开距离向山上摸来。刘连长问我怎么办，我说：“这是敌人来打探虚实的，不管他，等上来就捉活的。”刘连长有点按捺不住了，看见敌人就一心打，放出一个战斗小组下山，把那些敌人打跑了。结果暴露了我们自己，引起敌方警觉。八点左右，有两架敌机俯冲扫射两个来回之后，再无动静。我们在山上无水喝。中午，大部队已靠近山下，通知我们下午三点有人换防。我派一个班随通讯员把俘虏押走下山，至此我们顺利完成任务归队。 兖州战役，我十三纵队从西主攻，另三面有兄弟纵队配合，这次攻城战术是步炮协同突击攻城。榴弹炮专打瓮城，一一O团用两门山炮在110米开外抵近射击，打开一个大豁口，突击部队冲进去，我带四门六O炮跟进，因部队攻击很快，六O炮派不上用处，营长叫我们进城隐蔽待命。 兖州战役后，我们返回到泰安城西的一个小村，休整后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情绪高涨。我和三连长到泰安城里，照了一张二人合影照片寄回老家，以慰家人。1948年9月初，我们到达长清境内驻扎下来。一天中午接到通知提前开饭，说马上有任务。我一人到营部接受任务，上级只说敌九十六师吴化文部战场起义，命令我们轻装跑步前进，口令“吴——部”。我在队前只说：“任务急，轻装前进，任何人不准掉队，各自检查行装，立即出发！”如遇敌就冒充吴部，乘虚攻击，力争在敌人尚未弄清情况时，冲进商埠。由于处置不当，转为强攻，三十七师力克商埠。22日晚攻打外城，我营是第二梯队，我连进入突破口时敌炮火集中向我打来，正企图用火力封口。我和连长登上突破口时城墙炸塌了一半，脚下不实，很难上去。当时战士们负重更难攀登，我就突破口的残垣上，右手抓着通信员以稳住身体，用左手把我连战士一个一个地往上拉，都上来后，我才下突破口。当时我身前身后都是炮弹爆炸声，像放花鞭一样，也不感到害怕。23日上级命令：“趁敌混乱，马上组织攻济南内城！”我--O团的战斗布置是一营爆破突击，三营第二梯队、我们二营为预备队。一营攻击失利，三营主攻，我接令带两挺重机枪转隶加强三营，我找到三营长刘坤报到，他让我自选阵地架枪，找到一小独楼，是这一带唯一的制高点，到楼下一看是木制建筑，不适合架枪，情况万分危急，命令上去架枪射击，掩护登城人员，使我军胜利解放济南。我部从行军到战斗结束，连续九天，其中七天七夜战斗在济南城里。 济南战役结束后，经一段时间的休整，我们进入滕县一带换棉衣，这样部队服装整齐神气的多了。 淮海战役前我们从滕县出发至峄城，上级指名调我去师临训大队学习。事后才知道，纵队首长目光长远，是为了保存一批有点文化的干部，为而后渡江南下留个后手。不过当时我们不理解是这个意思，还为大战当前却不能上前线杀敌立功而感到遗憾，我按令到台儿庄临训队报到。 我团第一次平原作战打得英勇顽强很艰苦，伤亡也较大，有两百多个受伤官兵的背包堆集在那里。上级决定，从临训队调我和一营机炮连副指导员孙希绿和八连连长用两辆牛车拉着，指定我为组长，向台儿庄北一个野战医院给伤员送背包，并代表师、团首长看望和慰问他们。我们每找到一个伤员，就把他连的背包一个一个的放在他面前，直到他认可为止。遇有重伤员，就把他营、连番号记下，等他醒来再送。就这样，翻来覆去弄了五天，最后还有七十多个背包堆放在我们住的房间里，这七十多人不知下落送不下。我们把牛车放回，三个人看着这堆背包心里明白，他们多数是牺牲了，我们脱帽对着背包鞠躬致哀。我们到师部交代后，又返回到临训队。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从临训队回到连队任原职，战友们一见面别提有多高兴！但原连队的战士们有近半数不见了，有半数的新战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参加解放军）不认识，当晚点名时，连长介绍我与大家见面就算是对我的欢迎，我简单讲了几句了事。 1949年2月15日，我们十三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周志坚任军长，与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同为十兵团，兵团司令叶飞，政委韦国清。我们营为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二团一营。 我归队一个星期后，调营机炮连任指导员，副指导员是孙希绿。人员调整，组织整顿，战斗总结很快结束，开始向长江进军。 4月上旬，我九十一师进驻苏北八圩港一带。战士们的士气很高，待命出击。4月21日晚，战斗部队都上船待发，后勤部队也向江边集结。此前，我被师部抽调做守候工作。 我在4月24日下年乘我师最后一批船随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钊过江。我所乘的船在行至江心时折断了桅杆，又返回江北，第二天一早另找一艘船渡到南岸。三十一军经长兴、湖州、平湖、去参加解放上海战役。 行进中遇到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钊同志，他站在大坝上向我一招手说：“严西堂！部队的事你简单交代一下就不要管了，你跟我到指挥部听令，”具体任务还是负责守候，因为在渡江前后随他做过一段守候工作，所以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钊又点到了我。5月25日，上海解放。我部离开浦东到达浙北嘉善休整、全团在城里一个广场上开大会，我机炮连战斗减员过半，连级干部只剩下我自己，排级干部只剩下三排长，他被提拔为连长；看其他连队的队形也是长短不齐，伤亡程度不同。会后，经几天调整、补充，我连调来副连长陈维权，补充了一些解放战士和新兵，我仍任指导员。经十几天的休整，又都换了夏装，士气又恢复如前。 在浙江嘉善休整期间，进行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简称《约法八章》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育。一天，教导员找到我说让我给全营上政治课，于是，我先是读了中央布告，当中有些字句念不准的还出了点笑话。后来又讲了土地政策，主要讲了纪律问题和继续革命的道理，教导员表示满意。 1949年6月，我十兵团奉命进军福建。上级传达任务：一是在两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等主要城市；二是尽可能的解放厦门、金门。七月上旬，我团从浙江嘉兴乘坐火车直达江西上饶。我们所乘火车是敞篷货车，一路上风吹日晒，下火车的那天，天气很热，很多人中暑，在火车上就死了个人。宿营后，上级通知：因南方天热，全部减装。规定：除武器弹药外，连级干部由挑夫承担的物品是八市斤以下，多一两也不行。战士自带行装也不准超过八市斤，多余的东西集中存放在上饶兵站。忙了两天，开始向福建方向徒步行军。头几天，就有生病掉队的，都是因水土不服拉肚子。经二十多天跋涉，部队经建阳到建瓯县。我们从建瓯向东南走了几天，生活保障困难很大，大米不缺，可没有菜吃。司务长、给养员去向当地老百姓找菜，说话听不懂，比划了半天老乡好像看懂了，就带战士们到河沟里捞一种水生的好像是空心菜的植物、反正可以吃，又上山挖竹笋，暂时解决了那几天的吃菜问题。走进这个山区，穿过原始森林，到了连江上游，而后顺江而下到达人海口连江县城。这段路一点不亚于“蜀道之难”。右边是江，左边是山，部队在山半腰行进，晚上不知多高多险，只听脚下流水声，到白天简直就不敢往下看，骤马都吓得发抖。解放福州战役，兵团部署是：二十八军为中路顺闽江东进担任正面主攻；二十九军为右路向南迂回占福清、长乐；我三十一军为左路，沿连江向北迂回攻占连江城、马尾。而后三路合击达成战术目的。8月17日我自连江追赶到马尾，接通报说，福州已于8月15日解放，我部已进驻福州城内在马尾大街上。8月20日，接到命令向马尾集结，我又随队赶回马尾。行军途中，由于脚崴了掉了队，通信员陪我跟进。向前走，碰到了也是掉队副营长文连洲，他是莒南大文家山后人，老乡见面，格外亲切。 我团从福州地区至厦门附近约七百多里地，晓行夜宿，走了近半个月。九十一师已占领了龙岩，逼近松屿半岛。9月20日，我在扫清松屿外围据点战斗中，被炮弹炸伤右手中指和右臂，伤不重，没下火线继续战斗。 1949年10月15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天黄昏后，我团奉命攻击鼓浪屿。下午四点开始炮击，我们开始登船，炮火准备半个多小时后，团指挥部一声令下，两艘汽艇同时启动。这时，东北风越刮越大，我们是逆水行舟，两个营的“两串龙”被汽艇拖着齐头并进，拖到海中快接近对岸时，团指挥部发出信号，各船按预先方案砍断缆绳，各自为战。我所在的大船，有二十多人，砍断缆绳后，我令两人一桨，八桨十六人用全力划，可还是走得很慢。我判断了一下目标和风向，也无法向上请示，就指挥船工转舵靠松屿浅海区向北划，到了鼓浪屿的西北方向再掉转船头，升起帆，借偏顺风向登陆点奔去。这时，速度倒是飞快，可一头撞进了敌火力网中，三面火力一齐向我船射击，一瞬间，船上人几乎全部伤亡。我猫腰跑到船头，一看，重机枪手不见了，也不知是死了还是伤了，我抓住机枪向敌人的一个火力点射击，弹带上子弹打光了，也来不及另换装。这时，一发炮弹打了过来，炸断了桅杆，那位船工被炸了半个腚去，只听他哎吆哇吆的直叫。没人掌舵，没了船帆，也没人划桨，那船被大风吹的打着转，漂出百多米去。我大喊一声：“还有活人吗？”机枪班长在船舱露出头来叫着：“我还活着，可是被卡住了，出不来啦。”我过去用力把他拽了出来，令他组织船上还能动的轻重伤员，再调船前进。我回过头，船身晃动的厉害。刚伸手去扶那半截杆，一颗机枪子弹打到了我的左脚脖子上面部位，子弹从后面进，前面出，洞穿了过去。我应声倒下，就觉得左脚不知上哪去了，我忍痛把腿一抬，用手一摸，还好，这脚还在，可就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我急忙解下绑带扎在伤口上端，把腿蜷起用腚压着伤口跪在船板上。虽然疼得要命，可也不能叫喊，以免影响士气，只是张口“哈哈”的呼气，强忍着疼痛，想法怎么继续完成任务。转头看看船上也基本没有能动的人了，只能眼看着船在弹雨中随风飘荡。这时，遇到了营教导员胡宗山的船也漂了过来，见我负伤，他向我大声喊道：“不行啦，你回去吧！”当时借着炮火的闪光，就见船的四周是炮弹炸起的水柱，子弹噼里啪啦像下雹子，头顶上的流弹像下雨一样飕飕地飞过。我心想：“攻也没攻上去，这回去也不知怎么个回法呀！”好在通信员潘华廷轻伤，过来说：“那船工我给他包扎了，还能行。”我令船工转舵随风飘回了出发点。一靠岸，正好团卫生队的王长走过来，他是莒南大山前村人，他喊来担架把我送到救护站。医生给我解止血绑带时我还知道，由于失血过多和疼痛昏迷过去，三天不省人事。 10月17日，在我昏迷期间，厦门已解放，我三十一军又重新组织了鼓浪屿登陆作战，并占领该岛，再后又打下了东山岛。自此时，我因伤离开了一线作战部队，战后被确定为二等甲级伤残，离职休息疗伤。庆幸的是保住了条命活到今天；遗憾终生的是没能参加以后的战斗；痛苦的是拖了一条一直淌水流脓的残腿。 十四年的军旅生涯，其中六年活跃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从鲁东南到胶东，西进鲁中南，北到济南，渡江南下福建，身经大小战役战斗数十次，行程两万余里，虽未建大功，没成英雄，可也算是轰轰烈烈。后面的八年伴随着痛苦被“囚禁”在医院的病房里，二十五次手术，丝毫不亚于参加了二十五次激烈的战斗，考验锤炼着我的心灵和意志。可是想想牺牲了的战友们，我又是十分幸运的。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我被定为副营级，授予上尉军衔。1957年初，我退役转业回原籍莒南。1957年6月，莒南县委组织部安排我任县人民银行副行长，定为行政十八级并享受二等甲级伤残军人的优抚待遇。1966年，组织上批准我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