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斗生同志简介：

抗战时期在烟台 一一忆1939年2月至1941年3月在烟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一些情况·王斗生 根据敌人在烟台的统治情况，敌人特别注意无家无业的人，因此，进去后要想长期站住脚，就必须装扮成一个有家有业的人。这样，我进烟台后，可用“义顺”工厂东家的身份作掩护，如再有一个“家庭”，我就是一个有“家”有“业”的人了。 到达烟台后没有遇到敌人的盘查。我们在东南台子的一个巷子内租了3间房子，中间那间做饭，一间是孙鸿志和孩子的住室，另一间名义上租给马章玉，实际上是我和他同住。报户口时也比较顺利，我改名王明斋，公开身份是”义顺”工厂的东家。 我是莱阳人，对烟台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烟台不仅是我曾经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而且是我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特别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曾作为烟台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在那里从事过两年地下活动。虽时过近50个春秋，但许多情况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每每提及，总感慷慨激奋。组织授命 我的学生时代，是在烟台度过的。特别是在益文学校上中学的时候，结识了许多进步同学。1936年春，我离开了烟台。1938年烟台沦陷后，我曾回去过，但那时烟台处处腥风血雨，满目白色恐怖。我仅住了10多天，就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离开了烟台，奔赴蓬莱，奋然参加了我抗日救国军三军二路部队。1938年，我在蓬莱滦家口战斗中负伤，伤愈后调到胶东军区后方司令部军事科工作。11月的一天，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坦同志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烟台从事地下活动，开展党在敌占区的工作。随后，组织部吕志恒同志也跟我谈了话。他不但对我去烟台工作谈了许多具体意见，而且还给我介绍了 烟台的有关情况和几个主要关系，让我想方设法把烟台党的地下活动开展起来，以推动胶东抗日形势的发展。 烟台是胶东的主要城市之一，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抗日战争时期，烟台是日军在胶东的重兵之地。自1938年2月沦陷后，烟台的经济、文化、海陆交通等，皆落人日伪之手。党的原有力量撤出后，市内党的活动几乎全部停止，我方人员难以打进，这不但对胶东东部，而且对整个胶东的抗日活动，都带来很大的影响。组织上派我到这样重要的地方开展工作，不但是对我的信任和重用，也是给我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H蝤6 SE馥Y准备工作 为了进一步摸清敌人占领烟台后的情况，我先秘密到烟台去了一趟，主要是看看吕品（在烟上学时的同学，思想较进步）等同志在否，敌人统治情况如何，怎样着手开展工作等。这次进烟台，我很快找到了吕品并住在他家里，又通过他找到“义顺”花边厂的王国藩、孔繁增和王力三3位同志，我们共同分析了烟台的形势，研究了开展工作的方法。随后，我又返回胶东区党委向吕志恒、刘坦同志作了汇报。我说，根据敌人在烟台的统治情况，敌人特别注意无家无业的人，因此，进去后要想长期站住脚，就必须装扮成一个有家有业的人。这样，我进烟台后，可用“义顺”工厂东家的身份作掩护，如再有一个“家庭”，我就是一个有“家”有“业”的人了。五六天后，组织上找我谈话，说同意我的想法，可以组织个“家庭”。人选是：一位50多岁的姓杜的老年妇女当我的“母亲” （当时我26 岁）；一位30多岁的中年妇女孙鸿志（携带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当我的嫂子：再一位是从招远调来的政治交通员、50多岁的马章玉同志作我的“父亲”。当组织上把我们集中到一起“合家团聚”时，大的问题都没提出，唯“母亲”思想上有些封建，认为跟马章玉以“夫妻”关系相处难为情。于是，我建议让马章玉同志当我们这个“家庭”的“雇工”，其它不变，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关于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除必须解决好进入时和进去后的掩护问题外，更要解决好同胶东区党委的联系问题。因此，光有政治交通员和秘密交通员不行，还必须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当时，胶东区党委的驻地变动较频繁，而且非常保密，所以我们便决定在招远辛庄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站。这个站出头露面的是一位老年妇女，负责人是宋志明（化名王大成，是我在烟台益文学校时的同班同学）。联系的方法全用暗号，通常用“对药单”的方法，即将一张假药单分成两半，接头时对整为凭。不论是我们去胶东区党委，还是上面的同志下来，都采用这个方法接头。进入烟台 当时，因陆地上日伪的岗卡很多，盘查很严，我们将去烟台的路线定在海上，并规定一旦遇到鬼子盘查，都说是去东北，找在那里做买卖的父亲。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我们终于在1939年2月，从掖县虎头崖登船出发了。上船时，组织上为了进一步考验我们，便派了几名战士装扮成敌人的便衣特务，对我们逐个进行了“盘查”。由于我们准备得比较充分，个个对答如流，从容自若，除马章玉束腰的一条军用裹腿被换下来外，其它均都合格。 船刚到蓬莱滦家口，那个扮作我“母亲”的妇女突然变卦，不愿去烟台了。考虑到以后的工作，决定让她下船，并在滦家口托人把她送回了胶东区党委驻地。 到达烟台后没有遇到敌人的盘查。我们在东南台子的一个巷子内租了3间房子，中间那间做饭，一间是孙鸿志和孩子的住室，另一间名义上租给马章玉，实际上是我和他同住。报户口时也比较顺利，我改名王明斋，公开身份是“义顺”工厂的东家；孙鸿志改名张培芝。因当“母亲”的不来烟台，经研究请示和根据刘坦同志的意见，我和孙鸿志的关系改为“夫妻”关系，马章玉由“长工”改为“肩挑小贩”，作为这个“家庭”的“房客”（租房的）。我和马章玉同志住的那间房子靠着院内的公共厕所， IiONG蹦JI加之我们两人都打鼾，声音很大，易被邻居觉察我们的秘密，所以我便到“义顺”花边厂去睡了。后来，马章玉同志到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在回来的路上遇到敌人的扫荡，不幸牺牲了。以后的交通工作改由隋贯一担任。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这个院子住户很复杂，北屋住的是一个开窑子的，来来往往的人很杂；东厢房住的是一个干过国民党杂牌军的人，来往的人也很多。因此，我们决定另找住房。后来是孙鸿志同志托人在南山路德寿里找到了房子。这个院连同我们共两户，我们住东厢，一位肖太太住在北屋，她的男人在四川国民党军队当军官。这个院很清静，很少有人来，我们在这里刻钢板、油印秘密刊物等很方便。发展力量 这一年的5月份，我介绍吕品同志入党。我和吕品同志分析了烟台的情况，认为，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下的烟台 抗战时期在烟台l117 人民，都不甘心当亡国奴，要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以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形式，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进行抗日救国的活动，是十分必要和可能的。于是，我和吕品、白素、隋贯一等同志，分头在“义顺”工厂、基督教青年会、益文学校和西沙旺等处，发展了一批抗救会员。当时研究决定，抗救会由吕品同志负责，我负责发展党的工作，白素同志负责抗救会的宣传工作。抗救会下设小组，直接由吕品同志领导。当时，由于党在敌占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抗救会员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同学中，进行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主义教育，启发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发展抗救会员，壮大抗日力量；通过抗救会的地下党员，在自己熟悉的会员中进行抗日宣传，引导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民族解放做出贡献，并在积极分子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那时，我们的教育方式，除口头宣传外，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一份地下刊物《十日吼》。后来因稿件困难，改为《抗救半月刊》。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全国抗日战争形势和我党的主张。材料大都来源于根据地的报纸。我们除了让积极分子阅读地下刊物外，还给他们《大众哲学》、 《论持久战》和一些进步书籍看，以增加革命知识，提高革命觉悟。1939年底，抗救会员已发展到40多人。建立组织 自1939年5月介绍吕品同志入党后，我又陆续介绍了王国藩、王力三、孔繁增、解志一等同志入觉。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为正式建立烟台党的地下组织创造了条件。1939年7月， 经胶东区党委批准，正式建立了日军侵烟后的第一个中共烟台地下支部。党支部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是在王国藩家里召开的。会议内容主要是分析研究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如何领导烟台的抗日活动等问题，并确定了支部成员的分工。我任书记，吕品同志任组织委员，解志一同志任宣传委员，王国藩同志负责财务工作。会议还决定，党组织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抗救会的形式进行，要团结更多的工人和进步青年，积极发展抗救会员，壮大抗日救国队伍，在斗争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支部成立后，又陆续发展了白素、蔡建群、隋贯一等同志入党。党员发展到10余人。 同年9月，我去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区党委书记王文同志亲自听取了汇报。随后，组织部副部长兼敌工科科长王台同 HONG SEn志告诉我，根据烟台的工作情况，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烟台地下市委，由我任书记，吕品同志任组织委员，解志一同志任宣传委员。可是，当我返回烟台后，解志一同志已离烟去北京上学了。因此，地下市委的组成，只能是我任书记，吕品同志任组宣委员。地下市委成立后，各项工作都很活跃，范围也逐渐扩大。年底，党员数量已发展到20多人。在党员和抗救会员中，许多人要求到根据地去工作，而不愿留在敌占区做秘密工作。我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区党委组织部，组织部鉴于根据地正需要干部的实际情况，便决定要我们输送一批党员和抗救会员，并强调要有几名骨干。经地下市委研究决定，输送吕品、白素、刘金寿、刘锦琳、马金波（原名马莲香）、康健、蔡建群、何玉（原名程鸾翔）、王伟、程怀仁、王非（原名王世珍）、尤_民等10多名同志。1940年2月（春节后），这些同志先后秘密离开了烟台。 吕品、白素等同志离开烟台后，由于骨干力量一下减少过 多，特别是因为走得太急，交接工作没有抓好，给当时地下市委的工作带来影响，使原来一些有联系的同志失去联系，有的不得不离开烟台。尽管党的活动没有停止，党员、会员也有少量发展，但工作开展情况远不如以前了。1940年，还发生了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是，中海阳街骡马店掌柜的儿子张奉先（在益文上学，白素同志介绍他参加了抗救会，同年我介绍他人了党），他和其他两个人，在一次活动中暴露了身份，被敌人发现，由于及时采取措施离开了烟台，才没发生意外；另一件是，原在胶东行署工作的王中敏（大学生），是民先队员，因不习惯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生活，回到了烟台，住在南山路5号。后经胶东区党委组织部介绍，按照规定的接头暗号，我去找到了他。他表示愿意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并告诉我说，他有几个同学在日本宪兵队里，可以当我们的耳目。当时，因我党在敌人内部的关系很少，我表示同意在日本宪兵队里发展内线。王中敏由我单线联系。1940年的夏天，在我最后那次去找他时，他的爱人惊慌地对我说：中敏被捕了，你快离开这里吧！后来才知王中敏在做他同学的工作时因被出卖而被捕。由于他和我单线联系不认识别的同志，也不知我的地址，所以才没有造成其它损失。当时市委想营救他，因无力量，敌人内部又无关系，没能实现。 1940年秋天，我突然接到胶东区党委组织部让我回根据地的密信。因一时工作离不开，到1941年3月，我才回到胶东区党委组织部。我的工作交给了西沙旺的于斌同志。至此，我在烟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正好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