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 年春,胶东区党委选派受过专门训练的共产党员刘 凤至、马金波(女)等先后打入烟台市内开展工作。通过建 立地下工作点,先后在工人、店员、学生和伪警察中发展党 员,建立中共地下支部。 难忘的岁月 ——忆1943年春回烟台建立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马金波 以在天主教开办的崇德中学读书为掩护,秘密开展活动。白天,我在学校读书,晚上,利用去同学、朋友家串门的机会了解情况,物色党员发展对象。到1945年烟台第一次解放,共发展党员十几名。 我从小随母亲住在烟台四马路。因为生活所迫,七岁开始就在资本家的绣花庄里当童工。抗战爆发前,我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工人夜校的学习和一些进步活动,结识了许多热心爱国的青年,不断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36年春节前,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我和刘金寿等女工友一起,组织和领导了有亿仲、茂兴、远东、道抚等公司和洋行所属的绣花庄、发网庄工人的大罢工。通过斗争,使我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1938年2月日军侵占烟台后,胶东区党委派王斗生同志来烟台建立地下党组织,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和团结爱国青年开展抗日活动。当时,我也参加了抗救会及其开展的各种活动。1940年春天,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我与吕品、刘金寿等十几人一起离开烟台。到了抗日根据地,经过一段学习,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1942年春,胶东区党委派我到胶县任县妇救会主任。同年四五月间,因特务告密而被捕。1942年七八月份,我越狱离开胶县,回到了胶东区党委。 1943年春,胶东区党委考虑到我是烟台人,对市内情况较熟,便决定派我回烟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我的直接领导人是 李研吾和方鞠珍(其二人为夫妻),主要任务是让我在烟台市内秘密发展党员,广泛联系群众,建立地下党组织,积蓄力量,为将来解放烟台做内应准备。 当时,抗日形势日趋好转,但因烟台是胶东东部的主要城市,又是重要港口,市内情况较为严峻,日伪屯驻的兵力很多,而我党的力量非常薄弱。自1941年春天我地下市委撤出后,这时市内只有刘风至领导的一个地下党支部。还有一些党员在秘密活动。这些情况当时我尚不清楚,也不准随便联系。 我化装进入烟台市区后,化名马维奇,以在天主教开办的崇德中学读书为掩护,秘密开展活动。白天,我在学校读书,晚上,利用去同学、朋友家串门的机会了解情况,物色党员发 HONG SE”展对象。到1945年烟台第一次解放,共发展党员十几名。其中,有学生、社会青年、职员和工人。记得有栾哲夫(亿仲公司职员)、刘金寿的妹夫(名字记不清)、马玉林(伪警察署警察)、马莲荣(我妹妹)、王某某(我的同院)等。 1943年夏,我们在市区东部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我任书记,马玉林、马莲荣任委员。支部的活动是在三马路东边一个小巷子里的马玉林家里。当时的工作原则是,根据上级的指示不断扩大组织,发展力量,长期隐蔽,以待反攻,不搞公开活动。有时,我们也到处搜集敌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向上级报告,但有时也因敌人封锁而无法送出。 在此期间,我每年都利用学校寒假和暑假机会,两次到胶东区党委向李研吾、方鞠珍汇报工作。每次到解放区,组织上都把我安排在一个小屋子里,不允许随便外出和接触外人,以防暴露身份。 在烟台市第一次解放的前几个月,胶东区党委把我们这个灿 支部组织关系转到了烟台工委,滕景禄同志专门派人把我召到工委所在地进行交谈,正式接受工委的领导。烟台解放前夕,当我看到我军逼进市区,敌人慌恐不安、四处逃窜时,我立即召集支部成员和党员同志进行研究,布置任务,让大家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防止他们的破坏,搜集情报,积极与我军配合,迎接胜利的到来。当时,在工委的统一领导下,市内的各部隐蔽力量充分发挥了配合攻城部队的内应作用,使日伪占据七年之久的烟台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