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阁同志简介：

地下工作的一段回忆 ·姜文阁／口述刘建生／整理 察。抓起姓于的就是两个耳光，说他是个八路军探子。我一看这架式，心想，这可糟了，那个姓于的贩子我们在根据地见过面，他知道我的身份，如果被警察带走，重刑之下就可能招出我的身份，真要这样，我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 1942年冬，在日军胶东大扫荡之后，胶东区党委社会部派我去“满洲国”开展地下工作（编者按：当时区党委设有东北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开展伪满工作，因胶东与东北交通便利，有条件做这项工作）。因在烟台办理有关证件时有困难，使这一计划暂停下来。于是，组织上让我改在烟台从事地下工作。当时，敌人在烟台各方面控制得很严．使我党在市内的地下活动受到很大局限。因此，要在烟台站住脚，必须找个可靠的关系作掩护。可找谁呢？我经过反复琢磨，最后想起了刘维臣。他是文登人。因家境贫困，父亲带他和妹妹来到烟台谋生。“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陈昱的队伍，但看到其内部的腐败，就弃甲回到老家，在家乡组织人做花边，并经常到烟台跑买卖，所以在烟台人头熟，关系也多；同时，也了解到，他在家乡曾参加过我们根据地举办的一个青年抗日训练班，具有一定的爱国热情。当我找到他谈起要一起去烟台做地下工作并请他帮忙时，他欣然同意了（那时他不是党员）。 这样，我们于1943年春，打扮成商人的模样来到烟台。刚走到东口子，迎面过来一个人突然向我打招呼： “哟，姜科长， 你这是到哪里去？”我一听喊我姜科长，知道这人肯定是在根据地认识我。但基于当时的形势，在我尚未弄清他的身份的情况下，不敢跟他攀谈和停留，便跟他应酬几句就走了。事后我想起，这人是个小贩子，专做硝磺买卖，经常到根据地内贩硝磺。因为那时我在东海专署武装部任科长，分管一个做炸药的厂子，常接触这些人，所以，他熟悉我。如果那天在敌人眼前被他缠住，难免还会有点麻烦哩！ 来到烟台后，我住在刘维臣认识的一个姓史的人家里。 当时，日本人在烟台有个新港公司，是天津新港公司的子公司。这个公司在芝罘岛上建了个采石场，专为天津修港口采集石料。我想，打石头肯定要用炸药，如果能想法打进该公司， HONG SEn、伺机搞出些炸药来，这对我们根据地来说是十分需要的，也可使我在烟台有了立足的“合法”身份。主意打定后，刘维臣建议找该公司的翻译李镇远想想办法。刘维臣和李镇远过去就相识，又是老乡，而且得知该公司由于人手少，急于要招人干活，估计这事他能帮忙。 没过几天，刘维臣请李镇远到外面喝酒，把我介绍给他说：“这是我的朋友，家境很困难，想在烟台找个差事干千，还请李翻译给帮个忙。”正说着，进来一个姓于的硝磺贩子，并认识我。进屋后他刚刚坐下，后面跟进两个警察。抓起姓于的就是两个耳光，说他是个八路军探子。我一看这架式，心想，这可糟了，那个姓于的贩子我们在根据地见过面，他知道我的身份，如果被警察带走，重刑之下就可能招出我的身份，真要这样，我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想到此，我马上站起身对两个警察说：“你看他那样子哪里像八路，就是八路也不敢到这里来。”经我 这一说，李镇远也骂骂咧咧的，对两个警察搅了他的兴致不满，最后我拿出一点钱给了两个警察，这事才算过去。当我向李镇远问起安排工作之事时，他满口答应帮忙办。不久，他就介绍我到新港公司干上了工长，并让我帮忙往公司里招些人干活。借此机会，我通过东海有关部门把我们部队的几名战士招来，以采石为名，几次为我根据地搞出炸药。 那时，我在烟台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人军事、经济等情报。因为烟台是敌人重要的屯兵站，又是敌人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后方基地，搞清敌人的军事部署等情报，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在敌伪内部及上层多找关系。经刘维臣介绍，我们觉得刘瀛堂这个人可以利用，他虽是烟台伪二区区长，但没有做过对不起民族的事，人也较为开明，同情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曾多次流露出我抗战必胜的信心。我和刘瀛堂见面后，刘维臣便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是个八路，以后有事相求要行个“方便”。当时他的态度也很明朗，表示愿在有生之年做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刘瀛堂在社会上有很多熟人，在伪军里也有他的亲戚。我和刘瀛堂的关系建立后，为我们开展工作带来许多方便。如敌人有什么军事行动，他就通过在伪军里的亲朋好友，及时把情报提供给我们。在我遇到紧急情况时，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当时，烟台郊区有一股四五十人的游匪，专干些打劫、绑票的勾当。还时常伏击我们的小股部队和来往于烟台的交通。这股游匪为首的叫彭仲奎，此人过去在烟台干过木匠，曾和刘维臣拜过把兄弟。日本人来后，他投了赵保原的部队，被派到烟台附近干上了游匪。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让刘维臣先找 彭仲奎摸摸情况，待条件成熟后，想方把他争取过来。经过刘维臣的几次接触，他同意和我面谈。 在郊区和彭仲奎见面后，我首先向他申明我党我军的政策，劝他不要替敌人做事，不要与我为敌，干些伤天害理的事，要调转枪口，一致抗日。这样，经过我们的工作，彭仲奎同意改编他的队伍，并要求我们派干部到他的队伍里工作。通过与区党委有关部门联系，我们部队派来一位排长任指导员。经过一段时间后，彭仲奎的队伍中有些人受不了我严明纪律的约束，跑掉了。后来，彭仲奎在我胶东公安局的领导下，在烟台搞孙振先、陈昱的情报工作，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1944年春，由于我的行动不慎暴露了自己，被伪烟台警察 HONG SEJ，局逮捕。刘瀛堂通过与警察局长的关系，才将我保释出来。此后，接到区党委有关部门要我去平津、东北活动的指示，便离开了烟台。我走后，烟台方面的工作由隋贯一接替。 1944年冬，我从天津返回胶东工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我胶东八路军部队当即包围了烟台，并做好了解放烟台的准备。这时，我接受了到烟台搜集敌人军事情报的任务。进人烟台后，我马上找到刘瀛堂，告诉他我军就要解放烟台了，让他赶快了解一下敌人兵力部署与动态。这份情报，是通过他的四女儿刘力夫（我的爱人）和李本贵（小商人）送出去的；同时，我还按照指挥部的指示，组织了市内力量，准备应接八路军进城，并向市民们公开了刘瀛堂的身份。烟台一解放，我将刘瀛堂事先通过伪军内部关系收缴的一部分敌人武器弹药和电台等，堆放在刘家大院内，使周围的群众都知道他是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