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至同志简介：

1943 年春，胶东区党委选派受过专门训练的共产党员刘 凤至、马金波（女）等先后打入烟台市内开展工作。通过建 立地下工作点，先后在工人、店员、学生和伪警察中发展党 员，建立中共地下支部。 在当时的复杂斗争情况下，训练方法也是很特别的：在农村找一个大空房子，间隔成若干互不相见的小单间，每间仅能坐一个人。讲课前，我们先后被人逐个领送到小间里坐下，只能听讲，不准出声，不准发问，连讲课人也看不见。因为要防止一旦某人被捕叛变，造成连锁破坏。 6月份我到城工部汇报时，李研吾曾交给我一个线索，是大粪场的于宪臣。他说：“你别轻看大粪场，这也是要害部门。到时候，可以让全市一片臭，作用很大。当年香港大罢工‘香港’变成了‘臭港，，其中就有大粪工人的功劳。而且那些工人是生活最苫的，也是最容易发动的。” 一、接受任务 1941年夏天，我以牟海县工会组织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胶东区党委举办的民运训练班，学习3个月。当时，我是学习班里的骨干，担任副大队长职务。学习刚结束，胶东总工会主任张进就找我谈话。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出身、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接着，把我正式调到总工会工作。我在牟海县时，主要在乳山、海阳沿海一带活动，组织抗日武装大队，发动渔盐民参军。调到胶东总工会，则改驻牙前县，活动范围扩大了，见识也广了。时间不长，张进又找我谈话，说经组织研究决定，派我秘密打进胶东日军盘踞中心烟台市，长期隐蔽埋伏，搞城市地下斗争。 为什么会选中我呢？除了我是共产党员、出身好、组织对我信任外，主要的还有两条：一是我有可以作掩护的手艺——皮鞋匠，二是烟台市内有较好的社会关系。显然，组织上是经过慎重研究才作出这个选择的。 我的老家是乳山县夏初乡簸箕掌村，是地道的山沟穷人。 小时只上过4年学就下学种庄稼。16岁随堂兄刘凤桐到烟台鞋铺学徒。出徒后，先后在西大街、张家窑和西郊一带几个小鞋铺当伙计。当时我年轻有力气，技术也好，东家掌柜都对我不错。可是那几年正是兵荒马乱年月，小鞋铺都开不长久，所以我经常换地方。日军侵占烟台之后，在烟台无法果下去了，1939年我只好回到乳山。 在老家，我一面种地，一面自己做鞋串乡赶集卖，以维持生活，养活老母亲。 第二年，我经邻村孙树林介绍，参加了共产党。我是我村的第一个党员。入党之后，我负责为党转送情报，掩护转送革命同志，并在我村发展了10余名党员，成立了村党支部和抗日 ,HONGSE砸游击小组。到1941年2月，县委调我脱产到牟海县工会工作。张进向我交待了任务，也对我分析了去烟台的有利条件，我听了觉得有道理。不过，我感到责任重大，个人有些胆怯，怕完不成任务给党组织造成损失。可党有铁的纪律，组织上做出决定就只有坚决服从。于是，我马上做进人烟台的准备。二、参加训练 到既残暴而又狡猾的日本侵略军鼻子底下长期隐蔽搞地下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弄不好，不仅要掉脑袋，还会暴露组织，给党造成重大损失。要敢干，还要会干。因此，那时凡是派到敌占区的地下工作者，都要接受秘密工作训练。 1941年下半年，我参加了胶东区党委举办的城市秘密工作训练班。这一期间，除了从胶东各县挑选来准备派往青岛、烟台、龙口等城镇的人员外，还有从敌区抽来再派回去的人员。 学习内容，除了时事形势、政治教育外，主要是城市秘密工作的方针、任务、原则、方法等等。 在当时的复杂斗争情况下，训练方法也是很特别的：在农村找一个大空房子，间隔成若干互不相见的小单间，每间仅能坐一个人，讲课前，我们先后被人逐个领送到小间里坐下，只能听讲，不准出声，不准发问，连讲课人也看不见。因为要防止一旦某人被捕叛变，造成连锁破坏。 具体的学习内容我记不准，记得最重要的是反复学习“十六字”的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按照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指导思想，来领会这个秘密工作方针。讲课人一再说明，当时斗争环境是敌强我弱，因而斗争是有限度的，不能光凭勇气，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最为重要的是能隐蔽好，然后慢慢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要经得住艰难困苦，能忍暂时的屈辱，决不因小失大，努力争取将来在里应外合解放城市中起作用。 对敌斗争的形势，有合法与非法两种，可以灵活运用。强调非法斗争服从合法斗争。要充分利用各种矛盾，为我们服务。讲课人举出许多事例，教给我们利用合法的社会团体，利用封建关系，甚至利用伪军和警察。另外，还教给我们“偷”敌人。有句口号是： “偷鬼子不算偷，鬼子打了不算丢”、 “偷鬼子就是抗战”。提倡在敌人营垒中， “做什么，偷什么”， “干什么，破坏什么”。要敢于打进敌人的内部去当苦力，拉关系交朋友，搞破坏。 除了这些之外，还具体教给我们化装联络的技术及请示报告的方法和制度。 回想起来，我所以能在日伪统治下的烟台艰苦隐蔽三四年，这次训练起了很大作用。三、三进烟台 在那个时候，日军统治的烟台可真够厉害的。各进出口子内外，层层设卡。大人小孩都要有户口身份证。街道居民建立保甲长制度，三日两头查户口。生人不容易打进去，混进去也很难住下来。 我第一次进烟台是在1941年初冬，张进亲自送我上路，一再叮咛我要多加小心。 进入烟台后，我先找到堂兄刘凤桐。他当时在天成兴皮铺 HONG SE.l[当工人。没地方住，我就在附近一个小客栈睡最省钱的临时吊铺。刘凤桐是个普通工人，既不能给我报上户口，又无法帮我搞到身份证。而敌人盘查得非常严，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实在无法呆下去，住了三四天我就返回区党委。这一次算失败了，但也有成绩，就是顺便把刘风桐领到根据地，让他参观，对他进行政治教育，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发展他参加了党组织。我让他先回烟台继续干活，为我再去烟台做准备工作。 1942年春天，我第二次？昆进了烟台。刘凤桐帮我先找到街坊刘凤轩开的小杂货铺住了几天。后来，又在新世界东面的一个劈柴店里当劈木工。这里危险是少了些，但整日顶班卖大力，没有时间跟外界接触，又没有活动经费，工作仍然无法开展。我心里很焦急，好歹熬到清明节，藉口回家上坟，又回胶东区党委去请示汇报。 这次在路上出了问题。 我骑着刘风桐的自行车，路经牟平水道，因为没有身份证和通行证，被据点里的伪军抓起来，硬说我是八路便衣队，送进警察所。第二天过堂受刑，硬逼我承认是前两天破坏电线的八路便衣，我不承认就一直折磨到下午3点多。还算幸运，换岗时碰上值岗的伪军是个老乡，拉谈起来，他认识我的表哥，我求他替我透了个信儿，我表哥就去告诉了我的母亲。 我母亲听说我被敌人抓进水道炮楼子里，她老人家急得什么也不顾，一口气跑到水道，坐在警察所门外，一面哭一面骂。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下雨，天黑路滑，不知摔了多少跤。到家之后整日哭泣，饭也未吃。七八天之后，胶东总工会花钱托人把我保出来。等到我回家的时候，老娘已奄奄一息，几天后就离开了人世。 掩埋了老母，我回到总工会。这回，家里是没有牵挂了，可是因为我被捕过，按秘密工作纪律，必须接受组织审查。在审查期间，组织上送我到党校学习了半年。这期间，正是1942年日伪军“拉网”大扫荡的艰苦年月。半年内，党校搬了三四个地方，我们和机关部队同样参加打游击。 我本以为，两次进烟台，什么成绩都没有，末了还被捕过，组织上再也不会派我做地下工作了。哪知学习结束之后，张进又找我个别谈话，让我再回烟台继续做地下工作。我当时就提出有困难，除个人水平能力有限之外，身份证也无法解决，隐蔽不好要给党造成重大损失。而张进却很严肃地对我说： “你是共产党员，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有困难也得去，有危险也得上。至于有些具体问题，组织上尽量帮你解决，但主要的还需自己去克服。”这样，我也就无话可说，便立即做第三次进烟 台的准备。 恰巧，这时候，我另一个在烟台当工人的堂弟刘凤竹，根据刘凤桐的介绍到根据地找我。我趁机对他进行革命教育，领着他参观，还接触了一部分领导同志。他表示决心抗日干革命。我向组织汇报，为了下一步城市地下工作的需要，由我介绍他参加了党组织。然后让他先回烟台，继续当纺织工人，等候接受任务。 第三次进烟台的时间是1943年春天。我搭战邮汽车走西路到栖霞铁口下车，然后步行到门楼，拐到南山沟里找到福山县委书记李砚农。他给我写信再找福东工委书记姜连水。第二天，福东工委安排我跟着赶牲口进市内卖草的农民混进了烟台市。 HONG孽ⅡV 由于这次有刘凤桐、刘凤竹两人在市内做了准备，就比上两次好办得多。这次搞到了一个假身份证。我先在大海阳找到过去曾经在一起做鞋的邹本阳。他当时仍然做鞋，但生意很困难，特别是缺本钱。我跟他商量合干，可以带本钱入股，他同意了。这样，我的工作和存身之处先有了着落。不久，我以回家变卖家产筹措本钱为由，回区党委要了七八百元活动经费。我们俩就在西盛街的桥头边，继续开小鞋铺，我以在家做鞋为主，邹则经常外出赶集摆摊卖鞋。刘凤桐、刘凤竹可以经常到我这里来。活动比较方便，工作可以开展了。不过对邹本阳是绝对保密的。四、发展组织 我在市内是有条件隐蔽下来了。但隐蔽并不是目的，党给的任务是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以便将来里应外合解放烟台。 这就需要积极设法开展工作了。怎样开展工作呢？ 我逐步试探运用我在秘工训练班学到的方针、原则、方法，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两种形式，通过各种关系来发展组织。最主要的关系是以下三种： 第一，利用亲属关系。我进烟台，就是依靠的这种关系。这时的3个党员都是我堂叔弟兄。我们自小熟悉，非常可靠。刘凤竹比我小，是民丰纺织厂的技术工人，他原来是烟台恤养院的孤儿，很聪明，跟师傅学了一套纺织技术。我们3人活动是无问题的。但力量单薄，还需继续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发展谁呢？还是从亲属人手。我村有一个同族兄弟叫刘凤林，是粮店的小徒工，人很老实、也稳重。我让刘风桐经常与他来往，启发他的政治觉悟，发展他人了党。后来，为了开展工作方便，又设法把他也弄到民丰厂去当染线工。这样就奠定了民丰厂这个地下工作点的基础。不久，刘凤竹向我汇报，说民丰厂有个女工叫滕维芳，是班组长式的小头头，思想进步，活动能力强，能带动一批先进女工。经我观察了解，让刘凤竹发展了她。后来，她成了我们的骨干力量。 第二，利用封建关系。共产党是反封建的，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是主要政治任务。当时，共产党员一律不准结拜干亲，不准拉封建关系。但是，搞地下斗争，上级却又一再教给我们学会利用封建关系，这就是特殊工作的特殊手段了。 怎样利用封建关系为我们党的工作服务呢？我想妇女们最爱搞拜干姊妹这一套，就跟滕维芳商量，在纺织女工中搞搞看。 她就在厂里主动结交女工，跟她们交朋友，谈心，联络感情，结拜干姊妹。于是范围逐步扩大，团结了一大批女工。在此基础上，从中择优秘密发展党员。我的老伴汪克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滕维芳在女工中利用封建关系收到了效果，我自己利用封建关系也起了很大作用。南鸿街西头有个同源兴皮货铺，算是个中等店铺，掌柜姓邢，有点社会活动能力。他的儿子邢忠君，年轻好胜，讲义气，爱喝酒。我就让刘凤桐主动和他交朋友，一起吃喝。不长时间，关系就搞得火热。时机成熟，我、刘凤桐、邢忠君，加上店铺的伙计小姜，4个人一起结拜为磕头弟兄。店铺里工作比较松闲，我们就经常去活动。后来，利用邢 HONG SE Jt V家和同源兴的关系，办了不少的事。例如，1944年初秋，我在原来的地方无法住了，邢忠君便在建昌街伪商会所属的皮业工会，给我另找了一个住处，一面看大门，一面继续做皮鞋出卖。再如，我的身份证一直是假的，托过好多人也办不出真的来，最后是小邢找伪警察孙盛武给我办出来的。而且，通过办身份证，又使我结识了这管户籍的伪警察。 第三，利用敌伪人员。伪警察孙盛武家住在毓璜顶东面黄泥坑附近。小邢托他给我办好身份证后，让我自己到孙家去取。我按照地址带上两瓶酒去了。由于小邢的关系，孙对我挺客气。经过闲谈，我发现这个人的本质还不坏，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还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管户籍，不过是混事弄口饭吃，对老百姓是有同情心的。在他家，我发现他院内有两间东厢房空着无人住，就顺便请他向房主租下来。这个院子，北屋住的是当警察的，西屋住的是一位资本家的姨太太，敌人不大会怀 疑，出去活动也比较方便。住东厢，房租还便宜，我就和刘凤桐搬了进去，职业仍是做皮鞋，我做他卖，赶黄务，跑莱山，有时也串街、摆摊。 我们做鞋不只是为了作掩护，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生活。在那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党的经费来源很缺，干革命工作，大都要自己设法搞经费、维持生活。五、控制要害 1944年夏天，我回胶东总工会找张进汇报工作。他说：“现在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城市工作部，我以后不再管了，你去找城工部李研吾汇报吧！”从此，我就转归李研吾和方鞠珍领导了。这次汇报时，城工部长于克和民运部长张修己也在场。汇报完后，李研吾给我讲了敌我斗争形势，于克部长谈了三点指示意见：第一，根据形势发展，要结束以前那种葡萄式的串连领导方式，要成立党支部，由我任书记；第二，为了做好烟台解放的内应准备，下一步要千方百计控制要害部门；第三，生活问题，可与新成立的烟台工委联系，请他们帮助搞点粮食。最后，还给我看了党中央新发出的城市工作“六·五”指示。 这次汇报，使我的心里亮了许多，明确了形势任务，了解了工作要求。回烟之后，马上成立了党支部，我任书记，滕维芳、刘凤竹分别任组、宣委员。还设法与住在郊区的烟台工委接上了头。 如何控制要害部门做好烟台解放的内应准备呢？这是我们1944年夏天到1945年秋天一年中的工作重点。 我们先从一个纺织女工人手。 民丰厂的王淑贞，父亲是码头工人，哥哥在发电厂，男人在汽车站。我们考虑，一旦需要，这些部门发动起罢工斗争来，电厂可叫全市一片黑，码头可使港口里的船开不动，汽车站直接关系到陆路交通。这都算是要害部门。于是我们对王淑贞加强教育，发展她人了党。但是，不久，我们发现，王淑贞的男人原是汽车站给日军当翻译的王洪仁，这使我们感到意外，可是又放不了手。后来经仔细了解，王的本质还不坏，我就让滕维芳协助王淑贞共同做他的工作。由于王淑贞的特殊关系和当时日伪已穷途末路的有利形势，工作效果不错。最后我改名化装约王见过两次面，终于使他成了我们可靠的同志，在烟台解放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很大作用。}lONG托，Ⅲ 6月份我到城工部汇报时，李研吾曾交给我一个线索，是大粪场的于宪臣。他说：“你别轻看大粪场，这也是要害部门。到时候，可以让全市一片臭，作用很大。当年香港大罢工‘香港’变成了‘臭港’，其中就有大粪工人的功劳。而且那些工人是生活最苦的，也是最容易发动的。”根据这个指示，】944年7月，我到大粪场职工宿舍找到这个老工人、老党员。当时，他跟党组织失掉了联系，生活很艰苦。我和他接通关系，使他非常高兴。我通过他，并让刘凤桐也去协助，在大粪工人中发展了马宽祥等几名党员，建立起党小组。 讲要害，更重要的是敌人内部。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家住大马路的堂叔家里，认识了一个叫毛桂荣的年青人，家住市南上夼村，是日军正阳街修械所的工人。我觉得这个关系很有用，就主动跟他接触，有时还到他家去玩。我俩逐渐成为挚友。当我认为他确实可靠时，便发 展他人了党，并布置了任务。最初，根据武装斗争的需要，我曾提出让他为我们偷造枪支，结果因工序复杂、敌人监视严密未能成功。后来，在我启示下，他从修械所多次偷运出汽油和钢材，既破坏了敌人的生产，又解决了我们的活动经费和生活问题。毛桂荣工作非常积极，1944年底，经我同意，他发展了同村的迟文培参加了党组织。迟文培在烟台东山日本武原部队兵工厂当工人，了解日本侵略军为坚守烟台市在南山一带埋设地雷的情况。这当然更是要害部门的要害人物了。六、主动内应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烟台解放已指日可待了。我们长期埋伏地下到了该结果的时候了。同志们都主动找我请示任务。可是，这期间，八路军从外部围城，敌人便从内部封锁，出不去也进不来，消息一时不灵。攻城有何打算？内应须做什么？我们不了解。大冢急得磨拳擦掌，我也束手无策。经过商量，决定先搞好宣传，发动群众，瓦解伪军，见机行事，积极配合。必要时， “八仙过海”，各自为战，努力发挥自己的内应作用。我则分头与汽车站、兵工厂、修械所、大粪场的同志单独研究了行动计划。滕维芳、刘凤竹负责组织纺织厂的护厂和上街游行宣传，搞政治攻势。烟台是8月24日解放的，而我们到8月22日才与烟台工委打进来的领导同志接上关系。8月23日，我们组织了1000多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攻城主力部队解放烟台。烟台解放后，起义队伍又马上转为工人武装纠察大队，辛广义任政委，我任大队长，下设5个中队，组织护厂护校，搜索敌特武器，维持社会治安。 在烟台解放的关键时候，我们支部长期埋伏在各单位的同志都发挥了很大作用。纺织工人、大粪工人团结其它行业一起上街游行宣传。汽车站的王洪仁，组织起汽车工人，保护好汽车和站房，使之不受破坏，完好地交给了人民政府。隐蔽在日军修械所的毛桂荣，很好地完成了护厂任务，配合攻城部队接收了修械所。在武原兵工厂的迟文培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我军由南山发起总攻的炮声一响，他就亲自切断了日军由兵工厂通往南山的地雷拉火电线，使敌人苦心经营了半年之久的地雷防线变成了哑巴。 烟台解放的当天，工委便在市政府大院内召开了地下党员大会。大家高高兴兴地相互见了面，以为今后可以公开地革命HONG SE豇j了，哪知工委书记滕景禄和地下党的负责人辛广义刚讲完了话马上又通知，为了防止内战，凡未暴露身份的同志，一律重新隐蔽下来等待接受新的任务。由于我已公开了身份，组织上安排我继续任大队长职务。至此，我3年多的地下斗争生活结束了。 长期隐蔽 以待时机 ——回忆在烟台从事党的地下斗争的一些经历 ·刘凤至／口述王景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