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锦田同志简介：

1916年，中国不彻底的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新的民主革命 尚未到来。就在那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里，锦田同志诞生在香港九 龙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他从小在债主的逼讨声中过生活。12岁 到14岁，家中两度宣告破产，第一次举家迁到上海，第二次又从上 海迂回香港。其间多少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使他对社会现实产生 了怀疑和不满。他在上海读小学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席卷 全国。他的个人境遇使他很容易接受新文化思潮，并迅速萌发了初 步的民族民主意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一运动。14岁就读于 香港英文学校时，他就积极从事课外活动，主持学生会工作，反对 奴化教育，组织“青年学术研究社”，读新书、出壁报，开展体育活 动。 1933年初，他认识了新同学陈光（八十年代中他才得知陈光 原名吴敬业，三十年代初期任中共两广临时工委——后改为香港 工委——宣传委员）。陈介绍他参加“香港春雷文艺研究社”和“香 港左翼青年同盟”。同年春，又介绍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 团组织的领导下，他继续从事进步文化活动，还在陈光主办的社会 科学研究班里读马列主义的入门书。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我东北之后，又步步进逼，中华民族 面临空前的危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风起云涌；而国民党反动派则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 肆镇压革命者和爱国人士，香港殖民当局也与之相呼应，加紧其反 动统治。1934年秋陈光被捕，后被驱逐出境，去了暹罗，锦田同志 失去了团的关系。此后，他一面以小学教员为职业，维持生活，一面 自学马列主义入门书，同时寻找着组织关系。 1936年初，他在协助父亲办小印刷所的同时，开了个门市部， 专门出售进步书籍和杂志。不久，经书店同事何文川介绍，他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主要经营书店，组织“新文字研究会”， 并参加“香港救国会”，团结香港的一些进步文化人。这年夏天，因 编印党的小报《偕行》，遭英国警方搜捕，书店被封。为逃避通缉，他 不得不离开香港，经广州去上海，又失去了党的关系。 与党失去联系，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也是一次严峻 的考验。他抱着坚定的信念和信心，积极主动、独立自主地开展革 命工作，从中寻找党组织。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国难教育社”（后 改为“普及教育服务团”）、“火把社”等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救亡团 体，领导学生和职工读救亡书刊、编印文艺刊物、办义务夜校。1937 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在“普及教育服务 团”的领导下，救亡运动向里弄扩展，办起了里弄夜校、里弄壁报； 通过同乡关系，组织“两广青年救亡协会”，团结更多青年，还同时 搞难民收容所的教育工作。 通过他的努力，为党团结、培养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其中不 少人先后入了党，后来都成为优秀骨干。在此期间，党组织也在考 察他。1937年冬，经“普及教育服务团”的一位领导同志陈秋介绍， 他重新入党（因他原来的入党介绍人何文川已病故，无人证明他以 前的组织关系，所以当时党籍不能恢复）。入党之后，他起初担任上 海教育界支部委员，1938年秋至1942年任中共江苏省教育界运 动委员会（简称教委）书记、委员。锦田同志任教委书记期间，正是 上海租界的抗日救亡活动由高潮转向低潮时期，他和教委的同志 们坚决、及时地贯彻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 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积极执行上海地下党提出的“勤业、勤 学、交朋友”和“活动社会化、合法化”的工作方针及斗争策略，在大 变动中顺利地撤走了一批已暴露的党员骨干，保全了党的力量；教 育群众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在组织上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工作基 础；培养发展了一批优秀教师入党，扩大了党的队伍。 1942年3月，因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急需熟悉秘密工作的干 部，省委调他到办事处负责输送人员的工作。这是白区与敌后根据 地之间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份。锦田同志领导交通员们，在严重 的白色恐怖下，机智巧妙地与敌人斗争，前后七个月时间里，输送 了大批从上海到敌后根据地的干部和进步群众，其中包括一些知 名人士（如范长江、韦捧丹等）和高级干部，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是 年10月，办事处负责运输物资的部门被破坏，他奉命撤退到淮南 敌后根据地。 上海地下工作的六年，是他的精神生活空前丰富的六年，也是 物质生活异常清苦的六年。为了革命工作，他曾经放弃了收入较好 的职业，靠卖报和在广播电台讲鲁迅著作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 计。入党以后，他以小学校长、小学教员的职业为掩护，但这些学校 都没有薪水，他只能到别的学校兼课或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最低 的生活。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摧毁了他的健康，1941 年夏天，他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是绝症。为了坚守战斗岗位， 他没有应父亲的成命回香港养病，硬是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乐 观主义精神，冒险采用人工气胸的治疗方法，使病情得以缓解。但 由于第二年他奉命撤离上海，肺病未能彻底治愈，终于成为长期折 磨他的痼疾。 到淮南后，他当过盱眙县委宣传部长、淮南路东地委秘书。从 白区撤退到根据地的同志，总有一种回到母亲怀抱的温馨感，而 锦田同志遇到的两件事却出乎他的意料。其一是1943年他在地委 机关工作时，由于康生大搞“抢救运动”的影响．他遭到怀疑．地委 负责人一度以“借用”为名，实际上卸了他随身携带的手枪。对此， 组织上没有明说，他虽有感觉，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其二是1944 年，他在区党委党校参加整风，由于香港那段历史无从查证，在审 查历史阶段曾怀疑他当时的组织关系是托派的红旗组织。整风后 期，排除了这个疑点，但并未做出最后结论。一个共产党员遭到党 的怀疑，其心情之沉重可以想见。他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但是， 他当然想不到，这样的考验并没有到此结束。 整风以后，他被分配到学校工作，先后任淮南中学支部书记、 淮南公学校委书记、淮南师范副校长（党组书记），和华中建设大学 辅导科长（建大党总支委员）、华东大学党总支书记。从1944年到 建国前夕，他一直是在学校里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这些学校为革命 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里面也凝聚了锦田 同志的汗水和心血。 那些年里，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只在1947年冬撤退到大连 后休息过几个月。1949年春，因肺病咯血，胃病也严重发作，他才 被迫休养。养病期间，他刻苦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科学文化知识，努 力充实、提高自己。 1952年6月，未等疾病痊愈，他就离开疗养院，回到工作岗 位，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党委常委）。1956年审千 中，他在香港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得到证明，组织上做出了肯定的 结论；那段时间的党籍、团籍则因缺乏党、团内的证明，未能恢复， 但组织上相信本人的交代（这个遗留问题已于1985年得到证明而 解决）。是年9月，他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人事处长。 由于当时兼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的晁哲甫同志年老多病．有一个 时期党委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锦田同志主持。 锦田同志到山大工作之初，正是我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时候，高等教育也进入大改革、大发展的阶段．山东 大学正在由旧大学向社会主义的新型正规化大学转变，工作任务 十分艰巨复杂。锦田同志知难而进。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他认 真钻研党的方针政策，牢牢掌握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方向，大力实 现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目标。他深入调查研究，努力掌握教学 工作的规律，刻苦学习有关的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切实按照高等 教育的规律和学校的客观实际，积极开拓创新。他一贯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尽 力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既贯彻了党的意图，又发挥了党外专家的作 用；即使在教育改革受到“左”的思潮的严重影响时，他仍清醒地坚 持让教师在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他 的努力，增强了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也使他赢得了知识份子的尊 敬和爱戴。他高度重视工作的思想性和政策性，十分强调做深入细 致的思想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学生中因受错误思潮 影响而出现的问题，主张正确引导；就是在阶段斗争严重扩大化的 政治运动中，他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尽量避免伤害一些同志。 他鼓励师生理论联系实际，为生产建设服务，也积极支持尖端专业 的建设和尖端科研的开展，并且坚决反对一度十分猖獗的浮夸风 和弄虚作假的歪风，使这些工作建立在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为 后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锦田同志在山东大学工作了将近十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 大量的心血，为山大的新型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61年春，由于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影响，锦田同志从山东 大学党委副书记任上被调到山东师范学院当副院长（党委常委）， 分管行政和总务工作。调动的真实原因没有公开，领导上只告诉他 这是工作需要。锦田同志向来不计较个人名位高低、权力大小，他 愉快地服从了组织调动。当时他刚结束为期半年的省委寿光工作 队的任务回来，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不等休整恢复体力，就走马上 任，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 这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党中央在经济建设 上已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左”倾冒进，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并且制订了包括《高教六十条》在内的一系列工作 条例，旨在纠正各条战线上“左”的错误。根据高教部的部署，山东 师范学院正在贯彻《高教六十条》。由于受“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 干部队伍思想阻力很大，山师党委贯彻“六十条”的任务相当艰巨， 锦田同志就从院行政领导的角度，积极协助党委开展工作。他大力 进行思想发动，并且抓点带面，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大大加强了领 导，配合党委，排除了“左”的干扰，使“六十条”的贯彻得以顺利进 行。 此后不久，锦田同志被派赴农村宣传、贯彻中央关于农村工作 的“双十条”，接着又连续搞了两期农村社教运动。“文革”前那几 年，他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农村度过。他所去之处都是生活条件十 分艰苦、工作任务特别繁重的地方。尽管他身体非常孱弱．对农村 工作又很不熟悉，生活、工作难度都很大，但他不顾一切困难，总是 怀着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夜以继 日地工作，得到当地群众和领导的好评。 锦田同志本来长期从事党务工作，但到山师以后却主要分管 总务工作。他对此很不熟悉，为了搞好它，他化费了比别人加倍的 时间和精力。他不仅统筹全局，而且亲自动手。他强调总务部门的 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教学为中心，积极为广大师生改善教学和生活 条件。他关心群众疾苦，经常深入了解情况，并竭尽全力为群众排 忧解难。这种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使他成为群众心目中的 贴心人。 改革开放以后，锦田同志兼管外事工作。尽管那时他的“海外 关系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他没有个人的患得患失，而是从大局 出发，大胆管理。他尽力为外籍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和 宽松和谐的环境，充分调动其积极性．而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马虎、 迁就。他还领导起草了学校外事活动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为山师的 外事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2年底，锦田同志响应党的号召，离职休养。他虽然离开了 领导岗位，心却没有离开工作，仍旧满腔热忱地关注着学校的一 切，经常提些建设性意见。离休对他来说不是工作的结束，而是新 的工作的开始。他不遗余力，积极推动我省的世界语运动和陶行 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在这两项活动中，他突出强调老世界语者“不 为名、不为利”的奉献精神，和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的崇高思想，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成为青年同志的楷模。他还怀 着对革命烈士的崇高敬意和幸存者的强烈责任感，为出版国际主 义战士汉斯·希伯（德国共产党员、著名记者，1941年英勇牺牲于 山东临沂抗日战场）的论文集倾注了大量心血。《希伯文集》的出版 为研究中国革命史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它也是进行爱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的好教材。锦田同志的挚情和执着，使一位 研究希伯的德国学者极为感动，她深情地说：“在中国，由于有你 这位老领导的关心，使我们德国人民的儿子能永远活在中国人民 的心里。谢谢你！” 锦田同志早年献身革命，对党一贯忠心耿耿，是一位久经考验 的老党员。但是，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他的政治生涯却 一直被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阴影笼罩着。对他不应有的怀疑和歧 视随着“左”倾错误的日趋严重而逐渐升级，终于在1961年，他被 认为“不宜当山大党委副书记”而调到山师当副院长。“文革”中，这 个问题就更加突出：1969年充实院革委和1970年成立党委会，学 校两次上报名单都有他，而每次都不获批准。1973年，他虽然回到 了院领导岗位，却仍长期不能参加党委，直到1979年才恢复党委 常委的职务。关于“海外关系问题”的正确结论则是到1987年（他 离休五年以后）才做出的。“结论”明确指出，叶锦田同志对海外关 系的“态度是完全端正的，但由于‘左’的影响，使他在政治待遇和 工作使用上长期受到严重影响，是很不应当的”。 锦田同志自始至终以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博大胸怀，坦然 面对一切不公正待遇。他以革命者的顽强意志承受着政治上的巨 大压力。他相信党，相信群众？从无半句怨言，更没有丝毫消沉；他 也相信自己，因而绝不气馁。即使是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劳 动、生活极为艰苦，思想压力很大，他不论是当饲养班长还是当干 校校长，都依旧坚持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带领群众奋力拚搏，积 极为国家增添财富。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锦田同志不仅积极参加改造客 观世界的斗争，也着力于改造主观世界，象周总理教导的那样：“活 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因而他的思想不断升华，永葆革命的青 春。他赤胆忠心，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地下斗 争和革命战争的岁月里，他不畏艰险，不避困苦，把自己的一切献 给了争取人民解放的壮丽事业。在和平建设的年代，他的地位变 了，但共产党员的本色没有变，继续忘我地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在顺境中，他一贯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处逆境时，他依 旧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他刚直不阿，敢于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他 胸怀坦荡，善于接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他公而忘私．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他坦诚待人，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改革开放以后，他自 觉抵制金钱和权力的腐蚀，坚持发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他将永远活 在人们的心中。